司馬法》所言：“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由此可見，田賦乘馬之事，關乎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大事。與孟子“事則齊桓晉文”無悖。
另據《左傳》記載，晉在城濮戰時，僅有戰車三百乘。而到昭公十三年，經過約一百年的努力，竟擁有甲車四千乘。這大概就是晉人以“乘”作為史名的原因吧。
楚國的史書所記絕不可能是“囂兇之惡”，前文列舉的那些說法，與孟子所言不相合拍，於理不通。“”二字從木，它一定還有與木有關的本義在。《說文解字》：“檮，斷木也，從木，壽聲”。而“杌”字，《說文》未收。但收有“兀”字，解為“下基也”。《漢語大字典》“杌”下有一個義項非常明晰：“砍樹剩餘的樁子”。“檮”和“杌”放在一起，“”的詞義應該是十分清楚的。可是，某些文字學家卻反而把它理解得複雜了。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檮”雲：“謂斷木之幹，頭可憎者。”“斷木”是，而“頭可憎”則為“添足”。焦循在《孟子正義》中說：“惟皆從木，縱破為析，橫斷為。斷而未折其頭則名頑。是則頑之名，因其頑，假斷木之名，以名之為，亦戒惡之意也。”“橫斷為”甚是，餘則皆為不著邊際之發揮。此正應了一句名言：超越真理一步便是荒謬。
5命名
“”的本義非常簡明，就是樹木橫斷之後剩下的樁子。
楚人為什麼要用“”命名史書呢？
正如《春秋》為史書之名一樣。春秋本是一年四季中的兩個季節名稱，或謂商周時期一年只分春秋二季，後來才增加冬夏而有四季。當時人們就用“春秋”指一年，歷史是一年一年地記載的，所以引申為歷史。周人、魯人用“春秋”作為史書之名，反映了周魯之人的聰明才智。楚人用“”作史書之名，則由楚人的特殊情況而定。“”可以反映樹木生長的歷史。橫斷後的樹樁子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輪，一輪或為一年，有多少輪則表明樹木生長了多少年。引申為歷史，真是太恰當了。江淹在《遊黃檗山》詩中寫道：“殘杌千代木，廧崒萬古煙。”詩人正是從“殘杌”上看到了千代之木。我們不得不十分佩服楚人的聰明。用“”為楚史之名，不僅在於它內涵的準確性，還在它充分地體現了楚的民族特徵。“楚”字從木，是族名，也是國名。楚從林中建國，故楚人對林木的認識，較他人更深刻，感情較他人更濃烈。春秋時期，百國史書皆用“春秋”命名，而楚人卻別有見地地以“”來為自己的史書命名，其個性特色當令人拍案叫絕！明白了“”引申為年輪之義，而楚史是一部什麼樣的史書也就不難理解了，它同魯之《春秋》、晉之《乘》一樣，只能是一部編年記事的通史。楚國有篳路藍縷的歲月，也有問鼎周室的輝煌。楚史有書寫不盡的自豪和驕傲，怎麼會別出心裁地單記“囂兇之惡”呢？一部國史專記醜惡之事，令人難以理喻。那些所謂兇人、兇獸諸論，當是受北方諸侯仇視楚人心理影響所致。
張正明教授在《楚史》中指出：“假如見到‘羋’字就說楚人以羊為圖騰，見到‘熊’字就說楚人以熊為圖騰，那就錯了。在金文裡，‘羋’作‘你’，‘熊’作‘酓’。楚君以酓為氏，應與縮酒有關，是以職為氏。”“文獻以‘熊’代‘酓’，一則是由於這兩個字讀音相近，二則出於北方諸侯對楚人曾以禽獸視之的心理。戰國時代秦楚交惡，秦人所作的《詛楚文》稱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視同禽獸的證據。”14殃及楚史，也就不奇怪了。張先生的考證為我們解了“”凶神惡獸之謎，也為的正名提供了依據。所有罵楚的言論，可以說皆由“熊”字面來。由“熊”及鮌，鯀化黃熊，是謂獸；由鯀，及顓頊不屑子頑，是為兇人；由頑及斷木不析，是為惡木。如此這般，楚史蒙塵，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
最後，我們再強調一下：楚史之“”就是伐木留下的樹樁。因其上有樹木生長的年輪，樹木一年一年地生長，正如歷史一年一年地記載，故可引申為歷史書的名稱。
6上古四凶獸
根據《左傳》文公十八年：“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詘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這個不可教訓的惡人死後最終演化成上古著名的魔獸。《左傳》文公十八年道：“舜臣堯，賓於四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