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運動……都是為理想而奮鬥。”對陳獨秀是否屬“託派”問題，他有自己的看法。大陸有些人認為，陳獨秀不過是思想上受了託派的影響，組織上並未參加，或認為雖參加了，被國民黨逮捕後便與託派組織割斷了關係，陳獨秀出獄後也曾作過這類宣告。鄭學稼以對陳獨秀的深切瞭解否定了大陸學者這個看法及陳獨秀本人的宣告：“沒有辦法能夠否認陳獨秀參加了領導了中國託派組織，也沒有辦法否認陳獨秀在獄中透過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國託派組織。這一切都有檔案和刊物可以證明的。”這應是較權威的結論。書中還有對陳獨秀在《新青年》早期文學革命理論的分析，也自成一家之言。
鄭學稼本來學畜牧獸醫，後看到中國農民生活的疾苦，轉而研究社會科學，企圖用知識去啟蒙人民大眾，並由此改變中國社會現狀。他研究馬列著作始於30年代中國發生的“社會史論戰”，由這一論戰引起他讀英文版《資本論》第3卷。儘管他標榜“獨立思考”和無黨無派，其實他的論著帶有鮮明的傾向性，因而在他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成就獎，並被臺灣學術界譽為“理論大師”。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對某些問題研究的創新之處。如他於1972年在政治大學學報發表《論*主義異化說》，是臺灣首次評價*《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開啟了80年代臺灣文化界檢視“新*主義”思潮的大門。儘管他的立場觀點我們無法接受，但在禁談馬列主義的“*”時代，他反覆批判馬列主義，這也是對馬列主義的另一種“宣傳”。這就難怪鄭學稼赴臺後知音甚少，倍感寂寞，甚至常常遭到他人的曲解與攻訐，如國民黨評議員、《文星》雜誌創辦人蕭孟能說他大談馬列主義是和共產黨“隔海唱和”，弄得他打官司，過了十一年多才勉強解決。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著作雖高產，但讀者面甚窄，多半隻成為研究生的讀本，而不能被官方欽定為宣揚三*義的“模範著作”，甚至連主張統一的人士也不愛讀他的書。他晚年常向友人發牢騷。他的老友、新文學史料專家劉心皇為了使他心情開朗起來，曾帶他到地下酒店去尋花問柳，可惜他年過花甲，沒有這種本事，最後在落寞和被人惡意攻訐的哀嘆聲中離開人世。
參考文獻
姜新立：《*理論大師——鄭學稼先生對馬列主義的研究》，載《文訊》，總第31期，臺北，1987年8月。
周玉山：《鄭學稼老師的文學著作》，載《文訊》，總第31期。
鄭學稼：《陳獨秀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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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1）
不怕開除黨籍的統派
臺灣著名政論家、史學家、文學家、“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胡秋原，於2004年5月24日在臺北病逝，享年九十五歲。
以訛傳訛成“託派”
胡秋原登上文壇是1931年，那時他才二十一歲，便參加了一場現代文學史上聞名的文藝自由論辯。
在前一年年底，胡秋原自籌經費和三位朋友一起辦了《文化評論》。此刊物除鼓吹抗日外，另提出“自由人”和“自由知識階級”的理論：認為知識分子應有獨立的人格，站在自由的立場上思考，而不應成為階級和政黨的工具；又認為文藝必須自由創作，不能做政治的留聲機。否則，只能叫“阿狗文藝”。
在30年代，宣揚*主義的左翼文人，均強調文藝應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有意忽略創作必須自由的觀點。而胡秋原利用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學到的*主義知識，認為*主義不可以反對自由而必須與自由主義合作。左翼作家認為這是對文藝階級性的挑戰，因而由左聯的機關報《文藝新聞》發表瞿秋白的文章加以批駁。
接著有蘇汶的介入。他在1932年7月《現代》上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表示歡迎胡秋原的“自由主義的創作理論”，並自稱為“第三種人”。對這種鼓吹“脫離左翼而自由”的論調及其相應的活動，魯迅在同年11月1日《現代》上發表了《論“第三種人”》。這裡講的“第三種人”，主要是指蘇汶（杜衡），但文章的開頭卻一面反對右翼的民族主義文學，一面抨擊對左翼“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傾向提出批評的胡秋原，稱胡是“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主義裡發現了文藝自由論”。魯迅這一指控，“*”中正好成了文化激進派“殺盡”自由論的依據。《紅旗》雜誌在1972年3月號上發表的雷軍《為什麼要提倡讀一點魯迅的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