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萌生了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從晚清梁啟超“群”的觀念到“五四”時期的民族主義，民族國家觀念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然而，民族國家觀念是一回事，將民族國家作為最高的價值，成為“至上”的境界，又是另一回事。將民族國家觀念視作至上的價值，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中，除了曾琦、李潢、左舜生的國家主義派，張君勱、張東蓀的國家社會主義派之外，就要算抗戰時期的戰國策派了。
作為戰國策派的核心成員，林同濟民族國家意識的萌生應該發生在青年時代。他16歲考入清華。在當年這所留美預備學校，雖然接受的是全盤的西化教育，但學生們的民族意識反而比一般的學校更加敏銳。林同濟雖然入學較晚，在“五四”愛國運動的三年之後方跨入校門，但上海的五卅慘案、近在眼前的三·一八慘案，都給他留下很大的心靈震撼，有一種強烈的“國將不國”的憂患感。直至他出國留學，國家被瓜分的憂慮依然像死結一般纏繞在心頭。在伯克利攻讀學位的時候，他用了很多功夫收集日本在東北鐵路的資料，透過仔細的研究，發現日本對東三省有鯨吞的計劃。1930年，他同時用中文和英文發表《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宕機》一書，用大量的資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及一年，林同濟的預見不幸言中參見林同濟：《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宕機》，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版。。林同濟在美國深受刺激，強烈感覺到中國的落後，不僅是國力不如人，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文化和人生觀都有問題，而最緊迫的問題，是在一個國與國之間力的競爭大格局中，缺乏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有組織的力量。
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2）
林同濟回國以後不到三年，抗日戰爭爆發。他與雷海宗等人辦《戰國策》雜誌，開始全面宣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理念。為什麼民族國家擁有至上的地位和價值？林同濟有一套他稱之為“文化形態歷史觀”為其論證。他深受歐洲的湯因比和斯賓格勒的影響，相信在歷史的演化背後，有著深層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用文化綜合或文化統相（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方法，發現文化形態演化的規律。他相信，凡是成體系的文化，都會經過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封建階段、列國階段和大一統帝國階段。中國如此，希臘羅馬如此，世界上幾個重要文明無不如此。在封建階段，社會的分層是上下結構的世襲等級制，國與國之間的統治階級彼此可以通婚，互相打通。但到了列國階段，“上下之別”就變成了“內外之分”。種族的差異超過了階級的差別，由此產生了民族主義的自覺。兩個大潮流在列國階段激盪不已：一是個人意識的伸張，二是政治組織的加強。而民族主義正是在這兩個矛盾的觀念之間，搭起一座橋樑，使之融合於一體。那麼，20世紀的中國處於什麼樣的歷史階段？林同濟明確地說：是列國（戰國）階段。眼下的世界大戰，正是列國為了生存而產生的激烈競爭。在此列國紛爭格局下，中國唯有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作為自己唯一的選擇，這不僅是抗戰時期的特殊口號，也是一種世界時代精神的迴音。
林同濟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以種族認同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然而，現代的民族主義僅僅是打破階級的溝壑，產生於種族的集體認同嗎？除此之外，是否還有民族的文化歷史傳統與政治共同體建構的內容？關於這些問題，林同濟為了照顧其整體的形態歷史觀，都是無瑕顧及的。即使作為一種歷史哲學，形態歷史觀的許多理論預設和經驗細部也需要反覆斟酌。然而，這些瑕疵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林同濟並不是真的要在學術層面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正規化，而是為民族主義的新意識形態建立合法性論證。他不是作為專業的學者，而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從事這項工作。
當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非專業學理來建構的時候，林同濟碰到的問題在於：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可以透過一般的知識論證民族主義的合理性，但對於廣大矇昧的民眾來說，你如何讓他們接受國家民族本位？中國老百姓是有信仰傳統的：信神靈、信菩薩、信祖宗，而且在民間還有一整套完整的宗教禮儀。民族主義和現代國家是否可以代替它們，作為現代公民的膜拜物件？林同濟對此是很猶豫的。作為科班出身的政治學博士，他明白，無論是民族還是國家，都是世俗創制的產物，它缺乏超越性，無法與神聖之物相關，因而難以成為信仰的物件。當民族國家與信仰無關的時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