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任
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會資源
連雷曼兄弟這麼巨大、這麼悠久的投資銀行都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急急宣佈破產,連號稱“中國媽媽”的三鹿奶業都能叫嬰兒吃出腎結石,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身邊有不少朋友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客戶,在聽說這家管理資產達到萬億美金的保險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沒的訊息之後,他們全都慌起來了,深怕積累了半輩子的血汗錢要化為烏有。無論別人再怎麼分析,再怎麼向他們保證客戶資產安全無虞,他們還是很難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開啟水龍頭,要相信裡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我們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我們睡覺,要相信屋頂不會無緣無故塌下來。我們遇事報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盜賊的同夥。沒有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國社會學大師盧曼(Niklas Luhmann)就說得好:“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弔詭的信任偏偏如此難得,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理的基礎完全相信每一滴自來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駕駛者都是清醒的,每一個建築商都是負責的,甚至每一位警員都是廉潔正直的。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付出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那是因為我們不認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可信的。這個社會如此複雜,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任何擺在面前的東西,其背後都經過了重重的機制、層層的人手;在這一長串的流程裡頭,總有一些人會對得起我們的信任,會為自己應做的事負上責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親自檢測任何送到我嘴邊的東西;但是我會相信生產商愛惜商譽。一個老闆不可能掌握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的正確,但是他會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員。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問題,產品檢試部門會查得出來。假如出廠的產品真有毛病,相關政府機構會及時發現。假如那些機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良心的傳媒會揭發真相。到了最後,我們還要信賴政府的確能夠查清問題,司法體系的確能夠按法處置肇事人員。
這是一個牽涉了多少個人多少個程式的事呀,怎麼可能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出了錯呢?為了保證不會出現如此荒謬的情況,為了讓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人類設計了各種制度去保障信任這種極其必要但卻易受傷害的資源,例如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說,商家與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會掩飾商家的錯誤;媒體又與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體不會為商家與政府文過飾非。
萬一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麼我們還可以怎麼辦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與更高層級的結構了。在三鹿奶粉事件裡面,那個界外的力量是紐西蘭總理,而更高層的結構則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原題為“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刊於《am730》2008年0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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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
假如老外成了央視主播
如果一種公共議題反覆被人拿出來探討辯論,那麼理論上大家都應該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發展出更理性的自我瞭解,學習到更豐富的認知方式。可是一種議題的迴圈再現,有時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這件事,網民迅速把它變成一場關於愛國與“漢奸”的辯論。為什麼這個國家有那麼多人想當“漢奸”?大家又為什麼如此關切愛國這個課題?這種議論方式的重複乃至於壟斷,很容易就會阻礙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許會更有趣也更有建設性的角度,比方說人才的競爭。
沒有一個國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來源則不外乎自己培育與對外引入兩種。我不知道鞏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上從來就處在一個主動出擊的位置上。它固然也著力於培養自己的年輕人,但更擅長把握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去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內不可能製造得出來的生產力。與它本是同根生的馬來西亞自從實施“新經濟政策”開始,就在教育和就職創業的機會上排擠掉不少優秀的華人精英;而新加坡則近水樓臺,很方便地就把這些無法在祖國大展拳腳的精英吸納了過去,使他們成為這個彈丸之地的發展動力。近年中國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標鎖定在中國身上,不只用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