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首先代表波爾斯摩爾監獄的政治犯向圖圖大主教致以最親切的問候，並對他將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歸於南非人民的做法表示崇高的敬意。隨後，他對聯合民主陣線組織這次集會表示感謝，因為這提供了一次上下交流的機會。他表示，他和他的戰友們認為有必要向人民發表這項宣告，以說明自己的立場；他們必須向人民負責。津薺接著說：
我的父親不僅代表他自己，代表在波爾斯摩爾的同志們，並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種族隔離而被監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遭受磨難的人，代表那些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人，代表那些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在我們的鬥爭中，總有那麼一些傀儡分子，他們自稱是在為民請命，並且以此在國內外到處炫耀，他們一文不值。我父親及其同事們和這種人沒有共同之處。
我的父親說：“我過去是、現在是、而且直至生命終結仍將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名成員。對於我，奧立弗·坦博遠遠勝過一位見長。近50年來，他是我最偉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們中間有人珍愛我的自由，那麼，奧立弗·坦博更是如此。我知道，為了我的自由，他寧願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和我在觀點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政府想強加給我的條件使我感到驚訝。我不是一個狂暴的人。1952年，我和我的同事曾致函馬蘭，要求召開圓桌會議，以謀求我國種種問題的解決辦法，但這一要求被束之高閣。斯揣敦①執政時，我們提出過同樣的要求，但是又一次被置之不理。維沃爾德上臺後，我們要求召開國民大會，讓南非全體人民來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但是，這一次又是徒勞。
①斯揣敦，1954—1958年擔任南非總理。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我們沒有任何別的抵抗形式可供選擇的時候，我們才轉向武裝鬥爭。讓博塔表明他不同於馬蘭、斯揣敦和維沃爾德；讓他宣佈放棄暴力；讓他表示他將消除種族隔離；讓他開放對人民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禁令；讓他給所有因反對種族隔離而被監禁、流放或流亡國外的人以自由；讓他保證政治活動的自由，以使人民能夠決定誰來管理他們。
“我深深地珍愛自己的自由，但我更加關心你們的自由。自從我入獄以來，死去的人大多了，為熱愛自由而受害的人太多了。面對那些為死難者傷心和哭泣的孤兒寡母，我深深感到自己負有責任。在這漫長、寂寞和被荒廢的歲月裡，受苦受難的不只我一個。我和你們一樣熱愛生活。但是我不能出賣自己的權利，也不準備出賣人民應有的權利去換取自由。我是作為人民的代表，你們的組織——被禁止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組織依然沒有合法地位時，準備給我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呢？既然我可以因觸犯通行證法而遭逮捕，準備給我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呢？當我的妻子仍被放逐在布蘭德福特時，我的家庭生活有什麼自由可言？既然我還必須得到批准才能在市區居住，準備給我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呢？既然我必須持有蓋上印章的通行證才能找工作，準備給我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呢？既然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得不到尊重，準備給我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進行談判。囚犯不能簽訂合同……
“在我和你們——人民——尚未獲得自由的時候，我不能，也不會作出任何承諾。你們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割。我會回來的。”
人們屏住呼吸聽完了這一宣告。它猶如一聲炸雷，震響了萬馬齊暗的南非；它猶如戰鬥號角，吹響了最後決戰的號令；它猶如一曲戀歌，喚醒了南非黑人對自己領袖的深深懷念。南非總統博塔考慮的是釋放曼德拉，儘快擺脫自己的政治困境；而政治囚犯曼德拉考慮的是解放南非人民，使他們從種族隔離的桎梏下襬脫出來。多麼鮮明的對照！
這時的南非正處在劇烈的動盪之中。自1984年以來，南非黑人從勞工運動、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三條戰線對種族隔離制度進行攻擊。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民族之矛的攻擊使白人政權窮於招架。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決定實施緊急狀態法。這時，政府承認在全國範圍內，黑人抵抗運動已形成燎原之勢。從正984年9月騷動以來，在瓦爾三角區共有35萬非洲城鎮居民未付房租；有155個城鎮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或騷動；在反抗運動中，至少300名市鎮委員會委員和非洲人警察的房屋被毀壞；12名市鎮委員會委員被殺，240名辭職；過去一年裡約有25萬到65萬名學生參與罷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