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她認為，不公正的法律必須透過暴力來改變。她利用一切機會強調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主張對白人實行恐怖和暴力。而她的這種政治策略在1976年索韋託暴動以後很有感召力，特別是對那一批被激怒的年輕人而言。他們逐漸聚集在曼德拉夫人身邊，形成了黑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激進勢力。
曼德拉夫人在流放期間性格上的變化也很大。溫妮從小就性格倔強，有“假小子”之稱。母親死後，父親哥倫布曾計劃將9個孩子分送到親戚處撫養，溫妮堅決不同意將兄弟姊妹拆散。在她執意堅持下，她父親也不得不讓步。這是她和父親發生的第一次衝突。在與曼德拉的戀愛期間，她的好鬥要強也偶爾在關鍵時刻顯露出來。大約在她與曼德拉結婚前一個月的一個星期六，溫妮和幾位朋友于下午一點到曼德拉的辦公室來接他。當時，曼德拉正在接待一位外國政治家的女秘書。據曼德拉回憶，這位女秘書與溫妮年齡相仿，容貌楚楚動人。當溫妮推開門，見到曼德拉與她正談得十分投機時，臉色一下就變了，睜大的眼睛裡充滿著忌妒和敵意。曼德拉後來在寫給女兒津薺的信中不無感慨地說，“儘管那時候我經常到體育館鍛鍊，身體極為強健，她還是當著別人的面，一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揪了出去。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那位女士。”
流放期間，溫妮性格上的負面因素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爭強好勝變成了專橫跋扈，注重自我變成了冷漠無情。她認為自己是曼德拉的當然接班人，是曼德拉的替身。但她的這種一廂情願並未被非國大所接受，反而對她的專橫作風進行了抵制。這樣，她不僅一直未能進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核心，而且始終與這一組織的領導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顯得很不合群。1985年8月，當溫妮在約翰內斯堡看病期間，她在布蘭德福特的住宅被人用燃燒彈燒燬。她不顧當局禁令，決定搬到約翰內斯堡居住。1986年3月，布隆方丹地方法院宣佈對溫妮的禁令已無效。這樣，她回到了闊別9年的索韋託。從這以後，她的活動就完全脫離了非國大。
1987年，她的索韋託的住所翻修完畢，和當地貧窮黑人的破爛棚屋相比，無異鶴立雞群，被當地黑人群眾稱為“溫妮宮殿”。隨後，她聚集了一批身強力壯桀驁不馴的黑人青年，組成了稱為“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的團體。很快，這一組織擴充套件為一個暴力組織，先是以懲罰政府的合作者為由，繼而是綁架、刑訊、拷打乃至殺人。而溫妮自己卻認為是在培養黑人青少年，進行黑人解放鬥爭。1988年12月28日，俱樂部將4名青年從衛理公會牧師保羅·衛倫家綁架至索韋託的一幢大房子裡。4名青年中有一人設法跑出來了，其中兩名後被釋放，但一位名叫斯多姆佩·莫凱提的青年卻失蹤了。
1989年1月27日，索韋託社群領袖和教會領導人一起開會，要求溫妮·曼德拉解散她自己的暴力組織——足球俱樂部，因為這一組織的出現已導致黑人住宅區無數的報復、行兇和鬥毆。但溫妮拒絕這一要求，聲稱這4名青年被從教會住地裡轉移出來主要是因為他們在那裡受到性虐待。並說這可以在阿斯瓦特醫生那裡得到證明。然而，就在那一天，阿斯瓦特醫生遭槍擊而死。溫妮立即指控謀害者害怕阿斯瓦特醫生出面作證。1月26日，另一名從教會住地跑出來的黑人青年也到警察局報案，聲稱他在保羅·衛倫家受到了“不道德的待遇”。他的證詞似乎支援了溫妮的說法。
但是，那3名被綁架的青年說法則與此大相徑庭。他們在簽了名的宣誓書上說：他們被綁架後送到位於索韋託戴克洛夫地區曼德拉夫人的住處，並遭毒打。他們還告訴索韋託社群委員會，俱樂部的成員曾強迫他們控告衛倫先生進行虐待；還說，阿斯瓦特醫生仔細檢查了斯多姆佩·莫凱提的身體狀況之後，宣佈他受傷太嚴重，已難於搶救。這意味著阿斯瓦特醫生之所以被謀害，並非他故，而是因為他對俱樂部成員的行刑情況知道太多。斯多姆佩失蹤後，警察於1月7日發現了一具腐爛的屍體。2月15日，經警察局指紋專家確認為斯多姆佩的屍體。而在此前一天，在索韋託的奧蘭多西區，一名足球俱樂部成員被謀殺，據稱是為死去的斯多姆佩報仇。
曼德拉當時已透過他的律師瞭解了一些情況，但對此無能為力。直到1990年2月出獄後，他才有機會親自過問這一事情。曼德拉並不懷疑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只是認為溫妮之所以如此是長期脫離群眾的政治運動所致，因而力排眾議，於1990年8月任命溫妮·曼德拉為非國大的社會福利部長。然而，溫妮的惡習已成，仍我行我素，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