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私人住宅，並查獲了一大批檔案。兩個星期後，警察逮捕了蔑視運動的20位領導人，他們包括莫洛卡博士、納爾遜·曼德拉、沃爾特·西蘇魯、馬克斯、達杜博士、卡恰利亞和德蘭士瓦印度人青年大會的主席阿赫姆德·卡思拉達。他們被指控犯有煽動共產主義罪。此案雖然停審，但政府的鎮壓措施反而激起了志願者的熱情。在7月份，共有1500志願者參加蔑視運動。
運動在9月份達到高潮。一個月裡，在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的全國24個志願者中心，共有2500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東開普地區尤為突出。令政府頭痛的是，這些志願者寧願在牢房裡被關上一個星期而不肯交罰金或保釋出獄。有一天晚上，伊麗莎白港地區的警察連續抓了6批志願者，監獄已人滿為患。為解決這一困境，這一地區的警察長官、軍隊長官和監獄長官不得不親自拜會關在牢裡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地區支部負責人。他們承認監獄已很難再裝犯人，而被捕的志願者甚至被釋放了也不願回去。他們只好要求非洲人國民大會使蔑視運動暫停一段。
10月初，蔑視運動進一步升級，這主要得益於兩個因素。第一，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在比勒陀利亞舉行聯席會議，計劃將蔑視運動從城鎮擴充套件到鄉村地區。當時很多記者都報道了這一會議的盛況，莫洛卡在向代表們致歡迎辭時不無自豪地宣稱：“今天，我們目睹了南非歷史的轉折點。”第二，在聯合國大會上，印度成功地提議南非局勢應在聯合國內引起辯論。蔑視運動的大部分在押的領袖號召志願者加強行動，以對此提案作出響應。到10月份，南非的每一個主要城市都有志願者參加運動，在德蘭士瓦東部，還有31名農場工人參加了志願者隊伍。在伊麗莎白港，3個星期內共發生了有850人參加的6次罷工行動。
然而，在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間，蔑視運動幾乎停頓下來了，後來被捕的志願者還不到300名。這主要是因為10月18日在伊麗莎白港和11月9日在東倫敦相繼發生的兩起動亂事件。伊麗莎白港動亂的起因是列車巡警想逮捕兩個在新布萊頓要下車的非洲人，因為他被告知這兩個人偷了一罐油漆。這兩個非洲人拒捕並得到站臺上其他乘客的同情。在衝突中，巡警向圍觀的群眾開槍，打死1人，打傷2人。隨後引起很多過路人的圍觀，並聚集在警察局門前抗議。憤怒的群眾向趕來解圍的警察扔了石頭，警察又向群眾開槍，打死數人。群眾只好逃離警察局回到出事地點，並將怒火向白人發洩。4個白人被打死。在鎮壓中，警察開槍打死7名非洲人。
伊麗莎白港事件使東倫敦的警方更加囂張，一切公眾集會均遭禁止。然而，地方非洲人國民大會支部想方設法弄到了在星期日舉行祈禱集會的特許。後來發生的事則眾說紛壇了。警察一口咬定說，當他們到達時，祈禱集會和政治大會沒有區別，他們要求集會者立即解散，而與會者拒絕執行命令。會議組織者則堅持說，當警察抵達時，他們正在唱讚美詩。還沒等集會者有時間離開，警察已開始用刺刀向人群扎去。不管實際情況如何，有一點很清楚，即這批警察為這場衝突已作好了全面準備，他們全副武裝分乘3輛軍車趕到現場。據這批警察的指揮官承認，他們是在“期待麻煩出現”。這一行動導致至少8人死亡。
這兩件事件的真實起因雖難以作出精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不容否認：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發生。一位事件參與者說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鎮，是警察開始的騷動。如果非洲人不動手，警察則設法使他們動手。”另一位運動領導人盧圖利說得更是一針見血：有時警察的所謂“反動亂”甚至發生在“動亂”之前。”除了這兩起暴力事件外，還有其他零星衝突。如在丹佛爾，警察於11月3日殺死了3個非洲人，打傷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場衝突留下了13具屍體和78名受傷者。
面對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國民大會強烈譴責並要求進行司法調查，司法部長卻藉口這種調查只能激起更大沖突併為煽動者提供講壇，而予以拒絕。同時，鎮壓手段更加強化，並實行宵禁。在開普省禁止集會並更加嚴格地實行通行證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的要求任命一個調查委員會，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想把罪名加在蔑視運動身上。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憤慨。事態的發展亦引起國外輿論的關注。聯合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調查種族隔離制度。亦有少數有正義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視運動的志願者行列，他們的領導人是帕特里克·鄧肯，一位牛津大學的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