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並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只是由於各自面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顏色，只是順應天意罷了。其餘一切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哪裡改變過什麼呢！所以，聖明的君主，有改變制度的名義，而沒有改變治道的實際內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禮儀，形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須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說：‘商代繼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繼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繼承周代，就是過了一百代之後所實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測得出來。’這是說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國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這三種了。夏代是繼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獨沒有說到兩者之間的增減，是因為兩者的治國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