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華鎣山游擊隊的鬥爭還沒有被承認，外公的“身份”尚未確定，許多游擊隊員及親屬還在蒙冤受屈，連外婆最疼愛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成了“右派分子”，在她臨終前也未能見上一面。外婆拉著我們母親的手說：“你爸爸的血，還有你那麼多叔叔伯伯的血，都白流了嗎？”“難道我這個為黨奮鬥了一輩子的人，到死都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還有那部書稿，你們一定得整理出來，要不然就對不起我和你爸爸，也對不起華鎣山的那麼多犧牲的人……”
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外婆去世後，正當省作協將整理外婆的回憶錄列入議事日程之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志來四川組稿，副社長韋君宜同志決定由該社組織出版。於是由四川省作協的負責人沙汀和艾蕪兩位老作家主持，將我們的父母借調到作協，整理這部書稿，同時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剛剛“摘帽”的“右派”作家揚禾。這期間，父母還多次去華鎣山地區採訪，收集到不少寶貴的文物資料，如當年作為聯絡暗號的破氈帽和手杖，蘇維埃農協會成員的名單……最珍貴的是當年的老交通員魏銀安儲存的外公一九二五年的照片的底片。他取出來交給母親時，含著眼淚說：“這是一九二八年陳三姐交給我的，現在物歸原主，我也算對得起廖大哥和陳三姐了。”
春去秋來，兩年過去了，一九六四年一月《華鎣風暴》初稿終於完成。由父親和揚禾這兩個“摘帽右派”整理一位被“勸退”的“老革命”的回憶錄，其心理上的壓力可想而知。書稿初成，其魅力吸引了許多人，其中長春電影製片廠和西安電影製片廠都打算將其改編成電影。
正當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見準備修改的時候，“四清”來了，接著又是“文化大革命”，一場是非不分、人妖顛倒的風暴，將一切都攪得變了樣。加上江青的一句“華鎣山游擊隊糟得很……”，不但書出不成了，我們本來就倒黴的這個家，又因為這部書稿雪上加霜。家裡多次被抄，材料大多散失。母親牢記外婆臨終前的話，四處奔走告狀，最後憂憤成疾，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為此傷透了心的父親，從此也就斷了念頭，再也提不起筆來。
時間到了一九九五年，我們也到了當年父母整理書稿的年齡。搶救這部書稿，恢復華鎣山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上應有的地位，為外公外婆和千千萬萬的先烈們樹起一座精神豐碑，已經歷史性地落在了我們肩上。好在這些年來，許多人一直關心著這件事情。“文革”中，茅盾先生曾暗地託人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取出《華鎣風暴》書稿，寄還給我們，並囑之“幸原稿尚存，當俟諸它日”。“文革”後，嶽池縣、重慶市、四川省的黨史研室部門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為華鎣山游擊隊和犧牲的烈士們作出了公正的評價，併為我們的外公補發了烈士證書；同時重慶市委也為外婆公開平反，恢復了名譽。一九八六年，由嶽池縣政府和重慶市文聯出面，在家鄉為外公外婆舉行了隆重的合墓儀式，前文化部副部長吳雪和許多老同志都專程到會，表示祝賀。
於是我們又拿起了筆。除了全家在十年浩劫中拼死儲存下來的原始資料和那套由茅盾先生寄回來的《華鎣風暴》，年逾古稀的父親還日夜兼程，趕寫出十多萬字的材料，補充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並指導我們參閱大量的黨史、文史資料，完成了這部書稿。書稿帶到北京之後，立即受到老作家陳模同志的支援，將它交到中國青年出版社，並從全書的立意、人物的塑造、情節的增刪等方面提出了高標準的要求。這部書還得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編輯陳浩增同志的重視；副總編鄭一奇和責任編輯劉豔麗同志，對該稿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併為我們的創作和修改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我們相信這部在許多人的關懷和希望中產生的傳記文學作品，對人們瞭解華鎣山區革命鬥爭史、瞭解那個時代革命者的精神風貌，都會大有益處。
鑑於時代久遠，事件人物繁雜眾多，儘管外婆有著非凡的記憶力，我們也查閱了上千萬字的歷史資料，還採訪過許多人，仍然難免疏漏，此書也一定有不盡人意的地方。好在這本書的魅力，在於書中女主人公本身的真實性，在於她的那些傳奇感人的故事，在於她那令人欽佩的百折不撓的超越了歷史侷限的崇高精神，因此我們相信會得到讀者諒解的。
值此書出版之際，我們代表九泉之下的外公、外婆和母親，也代表我們全家，謹向在寫作過程中給予大力支援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人民廣播電臺等單位；向曾給予我們指導和關心的茅盾、沙汀、艾蕪等文學巨匠；向張秀熟、漆魯魚、李維、肖澤寬等老同志；向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