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氣或煙雲。這些修士很可能知道弗拉德三世聞名於世的嗜血，以及他在匈牙利國王馬提亞·科爾維努斯宅邸裡皈依天主教的事情，因為前者在瓦拉幾亞已是家喻戶曉，而後者肯定是當地的東正教徒所關注的（尤其是在弗拉德所資助的修道院裡，院長很可能就是他的告解神父）。
手稿
撒迦利亞《紀事》是透過《阿陀斯一四八》和《R。VII。132》兩份手稿而為人所知的；後者亦稱為“主教版本”。《阿陀斯一四八》是一個四開本，清一色的半安色爾字型，一九二三年人們發現它儲存於保加利亞的里拉修道院圖書館，是《紀事》的兩個版本中較早的一個，幾乎可以肯定這是撒迦利亞本人在佐格拉福親手寫下的，很可能是依據斯特凡臨死前留下的筆記。儘管撒迦利亞聲稱他“記下了每一個字”，他肯定還是進行了相當的再創作。文字的優雅是無法當場做到的，而且只有一處更正。這份原稿很可能至少在佐格拉福圖書館一直儲存到一八一四年，因為佐格拉福有一份一八一四年制作的十五和十六世紀手稿的目錄，其中提到了它。一九二三年它在保加利亞重新露面，保加利亞歷史學家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里拉修道院的圖書館裡發現了它，它藏在一本十八世紀的對開本論著裡，論著是關於聖喬治生平的。安吉洛夫於一九二四年確認這份原稿在佐格拉福沒有現存的複製品。它究竟在何時以及以何種方式從阿陀斯到里拉，仍不清楚。不過十八和十九世紀海盜對阿陀斯的侵犯也許是它（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珍貴文獻和物品）離開聖山的原因之一。
撒迦利亞《紀事》的第二個，也是另一個僅存而且已知的複製品或版本——《R。VII。132》或“主教版本”——收藏在君士坦丁堡世界主教會的圖書館裡，在古文獻歷史上可追溯到十六世紀中後期。它很可能是撒迦利亞那個時代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長呈送主教的一份檔案後來的復抄本，而原稿有可能附在院長的信中一同呈上。院長在信裡提醒主教注意保加利亞斯維帝·格奧爾吉修道院有可能會出現異端邪說。信已不復存在，但很可能出於效率和謹慎等原因，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長下令撒迦利亞重抄他的《紀事》，將復件送到君士坦丁堡，而把原件留在了佐格拉福的圖書館。在《紀事》得到接受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間，人們仍然認為它很重要，值得透過複製儲存在主教圖書館裡。
“主教版本”不僅很可能是發自佐格拉福的一封信函的後期抄本，而且它與《阿陀斯一四八》還有另一個重要區別：它刪除了在斯納戈夫教堂裡守夜的修士們聲稱的見到異象的故事，即從“一個修士看到一頭野獸”到“國王的無頭屍體動了動，試圖坐起來”這一句。這一段在後來的抄本中被刪除，可能是為了不讓主教圖書館的讀者接觸到斯特凡描繪的異端邪說，也可能是儘量讓他們少受關於殭屍的迷信思想的影響。對於這一迷信思想，教會管理層一般持反對態度。“主教版本”的具體日期難以確認，不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從一六五年起，該抄本列入了主教圖書館的分類目錄中。
《紀事》的這兩種現存版本還有最後一個相似之處——驚人但令人不解。故事大約在相同的地方都被人撕掉。《阿陀斯一四八》的結尾是“我瞭解到”，而“主教版本”接著說“那不是一場普通的瘟疫，而是，”兩個版本在一句完整的話後被整齊地隔開，可能是刪掉了斯特凡故事中證實在斯維帝·格奧爾吉修道院可能發生的異象或其他邪惡現象。
撕毀發生在何時？以上提到的圖書館分類目錄提供了可能的線索，目錄把“主教版本”列為“非完整”。我們因此可以推斷，撕毀這一版本的書頁發生在一六五年以前。不過，我們無從得知，這兩次撕毀行為是發生在同一時段，抑或一位晚得多的讀者受到啟發而採取類似行動；也無法知道這份文獻的兩種結尾究竟有多相似。除了上文提到的守夜一段外，“主教版本”忠實於佐格拉福手稿，這表明，兩個版本的故事結尾相同，或至少極其接近。而且，儘管“主教版本”已經刪除與發生在斯納戈夫教堂的超自然現象有關的段落，但仍被撕掉部分內容，這一事實有助於說明它在結尾處仍敘述了發生在斯維帝·格奧爾吉的異端或邪惡想象。在巴爾幹地區的中世紀手稿中，像這樣對同一份文獻的兩種相隔千里的不同版本蓄意採取破壞的行為，僅此一例。
編輯與翻譯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亞《紀事》從前出版過兩次。第一版為希臘譯文，閃多斯·康斯坦提諾斯的《拜占庭教會史》（一八四九）給予了有限的註釋。一九三一年，世界主教會用斯拉夫語出版了一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