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立場】
馮友蘭年輕時嚮往革命，參加過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去過當是的革命發源地廣州。馮友蘭說：“我想到廣州看看這個革命根據地。當時的人心都傾向廣州，好像在抗戰時期傾向延安那樣。”
1925年，馮友蘭因為嚮往廣州，加之朋友邀請，想去廣東大學任教。在離開開封以前，馮碰見於右任。馮問於：“廣州的情況怎麼樣？是不是可以去？”於回答說：“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馮於是決定前往。
有一次，清華接到當局的一份學生名單，要學校把這些學生交出來。當局派部隊圍住了清華，要逮捕這些學生。剛吃罷晚飯，梅貽琦打電話叫馮友蘭去他家開會。馮剛要出門，有兩個學生要進來，他說：“好吧，請進來吧。”到了梅家以後，才知道大部分學生聚在體育館內，軍警正準備攻打體育館。梅貽琦說：“看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大事，校務會議的人都不要走，等著隨時應付。”然後梅貽琦就往城裡打電話，請求援助。後來找到當時的市長秦德純，他過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軍警才撤離了清華。等馮友蘭回到家裡，那兩個學生也走了。
馮友蘭後來回憶說：“任載坤對我說，那兩個學生坐在客廳裡，在沙發上睡著了，發出很大的鼾聲。她聽見門外常有人來來往往，怕出危險就把他們叫起來藏在後院廚房裡。我也不知道那兩個學生是誰。”當年的一個學生後來回憶說：“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裡，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裡……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為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著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1945年馮友蘭的母親去世，馮友蘭回家奔喪，縣長來拜望，馮友蘭不送，而家裡舊親友來，都送到大門。鄉里一時傳為美談。
1945年5月國民黨全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馮友蘭被選為大會主席成員，蔣介石宴請他吃飯，並親自許諾已內定為中央委員，馮則以“一當了中委，就不好對青年人講話了”為由，婉言謝絕。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傅斯年向聯大教授施加壓力，當局要學生儘快復課，不然，蔣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聯大，把學生編入青年軍。在教授會議上，馮友蘭對傅斯年開玩笑說：“你原來是個學生頭頭，專門跟學校當局鬧彆扭，現在彆扭鬧到你頭上來了，真是‘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因為傅斯年是“五四”運動中最著名的學生領袖，而這次雖然同情遇難學生，但完全維護國民黨的利益。當年聞一多非常反對學生罷課鬧學潮，這一次，完全支援學生罷課。這種轉變，顯然符合歷史的邏輯。在雙方僵持不下時，馮友蘭和訓導長查良釗聯合提出一個方案：學生先復課，教授會保證於復課後15天內使關麟徵去職。雙方都做了妥協。
1947年，戰局日趨明朗，南京政權搖搖欲墜。馮友蘭正好在美國，於是有些朋友勸他在美國長期住下去。他說：“俄國革命以後，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居留，稱為‘白俄’。我決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
有人認為，馮友蘭能在屢有學潮、校長迭換的清華身居要職、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於：一、頭腦冷靜、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慮周至。二、深通世故，處世和平中庸，而觀點進步，學術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國學根底雄厚，文言表達能力特強，初則勇於起草，繼則眾望所歸，經常被推執筆。給陳立夫的抗辯書就是馮友蘭所寫。
國民黨政府垮臺前夕，馮友蘭拒絕搭機南下去臺灣，並以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竭誠迎來了共產黨。
解放前夕，馮友蘭有其他兩個選擇，一個是去美國或留在美國，一個是去臺灣。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飛機來北京，願意走的人，可以上飛機。馮友蘭和妻子商議後決定，哪裡也不去，在北京等著解放軍來：“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麼黨派當權，只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說過。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裡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其弟）問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