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醫生診斷其為腎病，須行手術，切除一腎。手術後，梁的病仍不得愈，原來手術摘除的是好腎。一時“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但梁啟超卻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西方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榻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朋友們多勸梁起訴該醫生，梁答道：“中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經算不錯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後，梁啟超宣佈在自己死後將腦部捐獻給協和醫院。
梁啟超之弟梁啟勳在《病院筆記》中提及，手術中作主治醫生副手的是美國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未施手術之先，院中人有為餘相慶者，謂此大夫兩月後即返美國，君家之機會佳哉”。但最後為梁啟超主刀的卻是中國大夫劉瑞恆。梁啟勳推測：“計劉之所以越俎而動者，乃徇任兄之請，任兄之所以請劉動手者，乃國際觀念，謂餘之病療於中國學者之手，國之光也。一時感情衝動，遂不惜以身試法，亦奇矣。”
【求索】
17歲的時候，梁啟超結識了康有為，兩人第一次見面，梁便為康所折服，拜在康門下。梁啟超後來追憶他與康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受此當頭棒喝，梁一時不知所措，發現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於是，梁馬上退出學海堂，拜康有為為師。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棄訓詁之學，接受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與政治主張，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史稱“康梁”。
1890年，梁啟超赴京趕考，名落孫山，回粵時途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戰敗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訊息傳到北京，一時群情激忿。4月22日，時在北京趕考的梁啟超與老師康有為，寫成萬言“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一起相應，一千二百多名舉子聯合署名。5月2日，在康、梁的帶領下，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齊聚“都察院”門前，請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書中提出了“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此次上書史稱“公車上書”。
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的主要思想皆來自於康有為，梁啟超用他那充滿感情的筆，闡發康有為雜亂、高深的思想，為康的“君主立憲”思想搖旗吶喊；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與革命黨人多有接觸，思想逐漸從改良轉向革命。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本“抱定一死的決心”，只因譚嗣同鄭重託命及日本公使林權助力勸，才逃離虎口。
梁啟超早年受康有為的影響，主張“尊孔保教”，黃遵憲和嚴復常常對此予以反駁，認為“孔教不可保”。受其影響，梁啟超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並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原則，梁啟超公開發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從今以後，只有努力保國而已，表示自己“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被康有為嚴厲批評。
隨著思想的轉變，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發生了變化。逃亡日本期間，梁啟超與同在日本的孫中山、陳少白等交往，關係極為密切，有時擁被長談至深夜。梁、孫曾計劃合作組黨。梁與部分康門弟子聯名致函老師康有為，勸其退休。康有為得知梁啟超思想的轉變後，異常生氣，對其進行了嚴厲指責，並馬上令梁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
無奈，梁啟超只能謹遵師命，來到檀香山。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發祥地，孫中山在當地華僑中很有影響。於是臨行前，梁請孫寫介紹信，孫中山自然非常樂意。利用孫的關係，梁啟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筆資金，還將當地的革命團體變成了保皇會組織。孫中山得知後非常憤怒，自此，孫中山與梁啟超反目成仇。
此時，梁啟超的政治立場又從激進轉變為保守，從革命轉變為改良。梁啟超反對革命、共和，而主張改良、立憲，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智低下的專制國家，革命的結果只會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專制國家。
中國國內的革命浪潮越來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報紙《民報》發表文章，駁斥維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啟超在這場論爭中處於下風。從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轉入“開明專制”的研究和實踐中。武昌起義爆發後，梁啟超企圖讓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
民國建立後，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