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漱溟曾書一座右銘：“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他經常勸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邊的好友說：“一個人動不動就氣盛，發怒，勢必傷肝，火攻心。如氣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則又積鬱於內腑，兩者都傷肝勞神，有損於健康。所以說氣平情淡，自長自消，稱得上身心鍛鍊的一項真正過硬功夫。”
梁漱溟說道：“活到老，學到老，還應當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這年初夏，梁漱溟與兒子梁培恕遊北海公園，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梁漱溟從來都只認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他晚年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特意講到了這一點：“我不夠一個學問家，為什麼？因為講中國的老學問，梁漱溟手跡得從中國的文字學入手，可中國的文字學我完全沒有用功，所以中國學問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學，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國學問也不行。從這兩方面說，我完全不夠一個學問家。我所見長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稱我是一個思想家，我倒不推辭，不謙讓。思想家與學問家不同。學問家是知道的東西多，吸收的東西多，裡邊當然也有創造，沒有創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於學問家，就是雖然他也知道許多東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識，他也沒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創造多於吸收。所以我承認我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
【厭離】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親去世了。在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殺的念頭。梁漱溟之所以產生自殺的念頭，主要是源於他對現實世界的黑暗的認識。梁漱溟在後來回憶他的這段經歷時說：“我漸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兇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從順天中學堂畢業後，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國報》做記者。梁漱溟看不慣民國官場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他遭遇到有生以來的第一場精神危機。煩惱愈積愈多，卻無法開解，無處宣洩，梁漱溟感到極度的精神苦悶，於是他決定自殺，尋求一了百了的解決方式，所幸室友及時察覺苗頭，才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經此變故，梁漱溟轉而信奉佛學，他決定遵照袁了凡的那兩句話——“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認真做去。梁漱溟啃讀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與苦相始終的，人一降生，就與缺乏相伴俱來。
【佛緣】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覺自己家境尚好，也聰明，父母疼愛，卻常常苦悶不樂；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飯、洗衣、幹雜活，辛苦得很，卻臉上常有笑容，並不覺苦。他苦苦思索，最後悟出“人生的苦樂不在外界（環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觀。其根源在自己的慾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而這種慾望是無窮盡的。”他覺得自己對人生苦樂的探求與佛學頗為合拍，於是就拼命看佛書。以至18歲那年拒絕父母為其訂婚，19歲開始茹素，決意為僧長達9年。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司法部任秘書期間，梁曾經杜門研佛三年。“父親很早就開始考慮這些人生問題，後來他給我講過一些佛教故事，釋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讓他心有所戚。他同樣是看見別人窮苦就受不了的人，後來的信佛實際上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梁漱溟的長子梁培寬說，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規矩，“他沒有禮佛行動，從來沒有去寺廟燒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兒子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梁漱溟對生死看的很開。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請教：“先生，人什麼時候才能得到解脫呢？”梁漱溟一字一頓問答：“佛家對生死的態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從二十多歲就吃素，堅持素食七十餘年。他平時用餐，除了雞蛋、牛奶外，其他葷腥一律不沾；但他並未出現營養不良的問題。三十歲以後，他的身體愈發結實，體質、精力反為朋友輩所不及。建國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澤東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