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長兄魯迅在日本留學其間曾經翻譯一些外國小說，大多數是北歐的，譯筆古奧，而且結集出版時命名為《或外小說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寫法自是受老師章太炎的影響。胡適說“域外小說集比林（琴南）譯的小說確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說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說集》第一、二冊分別在東京和上海兩地寄售，半年過去，第一冊在東京銷售二十一本，第二冊二十本，第一冊多出的一本還是他們自己買的；在上海，也僅售出二十冊上下，再無人問津。魯迅說銷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說都比較短，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了頭，卻已完了。”與我國傳統的一二百回的章回體小說有很大區別。阿英則認為，周氏兄弟翻譯雖用文言文翻譯小說，但仍舊保留了原來的章節格式，當時的中國讀者極不習慣，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歡迎是很正常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間翻譯的小說後來集為《點滴》一書，後更名為《空大鼓》。全書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國與波蘭、南非、匈加利（今譯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文學作品佔70％以上，其中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可愛的人》、庫普林的《晚間的來客》、安特萊夫的《齒痛》、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酋長》等在五四時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周作人說自己並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於歌謠、童話、民俗的搜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都高興來幫一手，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作的時候才行，如各門已有了專政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
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序中談到寫作的原因，是“尋求想象的朋友請他聽我的無聊的閒聊”，是“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安慰”。
周作人在《雨天的書·自序一》中說，這年冬天特別多雨，他常希望這種天氣，“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有人談鮮花，那是頗為愉快的事”，但如今不能實現，只好寫文章了。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因此，他對作品的選擇不拘一格，翻譯了人生觀絕不相同的梭羅古勃與庫普林，又譯了在女子解放問題上與易卜生意見迥異的斯忒林培格。這表現了五四那個時代及周作人個人開放的眼光與寬容的心態，是以後時代的人很難企及的。
周作人在《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等演講裡，曾一再強調“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揹著過去的歷史，生在現今的境地，自然與唯美及快樂主義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學實在是現今中國惟一的需要”。
周作人常以“雨”與“風”一起構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週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阿英稱之為“很有權威的流派”。
汪靜之詩“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極力推崇。周說“這是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詩情的精神”。
周作人最早在理論上從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藝性的敘事抒情散文。他從自己的個性出發，從英國隨筆、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學營養，形成了獨特而成熟的藝術風格。他追求知識、哲理、趣味的統一：在娓娓絮語中，針砭時弊，縱談文史，描摹風物，探尋人情物理，顯示著愛智者的“博識”與“理智”而無“賣智與炫學”之嫌（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卻自有親切、通達的風致，從容描繪中浸透著作家的閒適趣味，“蘊藉而詼諧”的“淡淡的喜悅”裡（《藥味集·談俳文》、《立春以前·〈文載道文抄〉序》），攙雜著幾分憂鬱、惆悵，文字表達上則大巧若拙，舉重若輕，構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時注重適度的含蓄，擁有一種令人回味的“澀味”。
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在北京從事著譯工作。1950年後，曾先後翻譯了《俄羅斯民間故事》、《日本狂言選》、《希臘擬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與人合譯了《阿里斯托芬喜劇集》、《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共3集）、《石川啄木詩歌集》、《平家物語》等6部作品。
廢名回憶，周作人作文從來都不打草稿，一遍寫好，看一看有沒有錯別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他說起稿便不免於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