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篤信，曾四次捨身入寺。
東晉名僧慧遠與許多權要都有來往。
相傳曹植曾為月氏人支謙詳定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
又遊東阿魚山，忽聞巖岫裡有誦經聲，清通深亮，即效而則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世稱魚山梵唄（《異苑》卷五）。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晉書·謝安傳》）。
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詩人，今存詩18首。
他與許詢、孫綽、王羲之等都有交往。
慧遠在廬山與謝靈運、劉遺民、宗炳等許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
謝靈運是一位篤信佛教並懂梵文的文學家，他受竺道生影響著《辨宗論》，應慧遠之請撰《佛影銘》，又撰《慧遠法師誄》、《曇隆法師誄》、《維摩詰經中十譬贊》。
（梁）慧皎《高僧傳》卷七《慧睿傳》載：“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諮睿以經中諸字並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十四音訓敘》是他參加佛經的“改治”，向慧睿請教後所撰。
張野也是“學兼華梵”（《蓮社高賢傳·張野傳》）。齊竟陵王蕭子良於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討論佛儒，吟詩作文，並造經唄新聲。
這件事對沈約等人開創永明體詩歌無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約本人也是篤信佛教、精通內典的。
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作《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依沙門僧佑，與之居處，積十餘年”（《梁書·劉勰傳》）。
編撰《玉臺新詠》的徐陵與智者大師交往密切。
江總曾從法則受菩薩戒，後又曾棲止龍華寺。楊炫之所撰《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洛陽佛寺，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無前世也無來世。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莊子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莊子·大宗師》）
佛教帶來了三世（前世、今世、來世）的觀念，因果、輪迴的觀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觀念。
這樣就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擴大了。
人活著不但要考慮今世，還要考慮前世尤其是來世，今世的善惡是因，種下了來世的幸與不幸是果。
南北朝時期，記載因果報應之類故事的小說大量出現，顯然與佛教有關。
用因果報應的觀念解釋人世間的許多現象，遂有了《幽明錄》（劉義慶）、《冥祥記》（王琰）、《冤魂志》（顏之推）等筆記小說。
它們反映了善良群眾的痛苦願望，在魏晉以後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