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快下班的時候，林為民主動跑到《新文學史料》的辦公室去叫牛翰，又叫上了程早春。
上了林為民的車，牛翰罵道：“早上來就看到這輛車，我們國文社就沒有比你更燒包兒的人！”
“我這可都是一個字一個字碼出來的，我容易嗎我？”林為民叫屈道。
對林為民的言論，牛翰嗤之以鼻，“你不容易？滿中國就沒有容易的人了！”
到了東來順，四人落座，點好了肉，林為民沒忘了叫上老覃同志。
老覃和老牛都屬於超齡主編，倆人聚在一起有話嘮。
趁著沒上菜，大家聊天，老牛少不得要說到在文協的遭遇。
老牛同志這輩子腰板硬朗，從來都挺得直，在社裡是這樣，去了《中國》也是這樣。
認為自己對的就堅持，誰來說也不好使，為此沒少跟文協和《中國》的領導鬧矛盾。
他這樣的性格，當然有剛愎自用的一面，很多人會不待見他，但卻很少有人會懷疑他的人品和操守。
除了那些奸猾之輩，林為民相信大部分人是願意跟這樣的人打交道的。
這回從《中國》回來，牛翰還是在《新文學史料》，不過不會經常來社裡坐班了。
他歲數大了，精力不濟，雖然脾氣還是火爆，但不得不承認，在工作效率上已經比不了年輕人了。
他感嘆道：“真羨慕你們這些年輕人啊！”
“你這話說的不準確，哪有‘些’？這桌上就我一個年輕人！”
這話引起了在場幾位老同志的一致聲討，嗯，包括程早春。
一頓飯吃的嘻嘻哈哈，儘管年紀差了很多，但脾氣秉性相投，大家相處起來非常融洽，毫無負擔。
又過了兩日，風波的效應還在繼續，報紙上各種論調層出不窮，這一點在後世的報紙上是很難看到的。
劉老師越來越慘了，不光要寫檢查，還被停職了，甚至因此登上了《新聞聯播》。
嗯，不是那種好事的“上”，是第一位作為雜誌主編被撤職的新聞居然上了央視《新聞聯播》的文人。
罵劉老師和誇林老師是同一撥人，誇劉老師和罵林老師的也是同一撥人。
就是這麼湊巧，林老師和劉老師的命運以這樣的產生了深深的羈絆。
林為民唯一比劉老師幸運的地方是在於，對他的批評還涉及不到官方層面，所以就等於是隔靴搔癢。
對了，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那就是《燃燒》這部的名聲越來越響，本來國文社是計劃在三月份出版《燃燒》的單行本，這部去年九月發表，到三月正好半年時間。
徵訂工作從二月份展開，短短二十天時間徵訂量便直接破了百萬冊，首印一百萬冊，直接打破了國內出版的首印記錄。
這還只是首印而已，《燃燒》的發行只要順利，銷量再翻個兩三倍根本不是問題。
這樣的數字，除了林為民，也只有那些經典名著才能達到。
時間來到二月下旬，快到中午的時候，林為民正準備去食堂吃飯，辦公室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
“為民！快過來，快過來一趟！”
電話裡，滕金賢的聲音急促，要不是看他中氣十足，林為民真以為他心臟病發作了。
見他催的這麼急，林為民開著車一路來到電影局。
進了滕金賢的辦公室，就見他正站在辦公室內來回踱步。
見到林為民的到來，滕金賢快步朝他走來，大笑著握住了林為民的手。
“得獎了！得獎了！”
“什麼得獎了？”林為民心中隱隱有了猜測。
“《紅高粱》，《紅高粱》得了柏林電影節的最高榮譽金熊獎！”
年過半百，一向沉穩、大氣的滕金賢此時如同一個十七八歲的毛頭小夥子，激動的大喊大叫，臉色因為情緒高漲而變得通紅。
林為民這時也露出了笑容，“好啊！得了金熊獎，可太不容易了！”
滕金賢高聲道：“何止是不容易，這是創造了中國電影的歷史！”
他說的沒錯，《紅高粱》擒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是中國電影歷史上首次獲得歐洲三大電影節的最高獎。
不管願不願意承認，但對於這個年代的世界影壇來說，歐洲三大和米國的奧斯卡確實代表了電影界的最高榮譽。
能夠在外國人的地盤上取得這樣的獎項，無論怎麼說都是一件為國爭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