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績效考核制度並不是林為民一時心血來潮要搞新花樣，事實上，很多南方地區的出版社已經在搞，效果普遍比較理想。
林為民私下裡願意同國文社同事們聊天，很多普通同事對於編輯部績效考核沒什麼概念，但大家對於創造了效益，卻得不到相應的回報，總是有議論的，有些乾的多、拿的少的同事也是滿腹牢騷。
程早春做事求穩，這是他的性格。其實這種思維放在單位一把手身上，並不罕見。
作為一把手，這群人是要對結果負最終責任的。
程早春不是完人，對於這樣的事自然是有些抗拒的。
可林為民堅持己見，他也只能無奈妥協，誰讓林為民是他力挺的呢？
答應了林為民關於編輯部績效考核制度的改革，程早春還得幫他聯絡出版社進行考察。
改革不是拍腦袋乾的，林為民心裡已經有了譜，但具體實施前必須要經過考察，看看別的出版社的實踐成果，最關鍵的是要儘可能多的瞭解實踐過程中所碰到的難題是如何解決的。
翌日，程早春將林為民叫到了辦公室，告知他考察的事情已經聯絡好。
這次的考察物件是花城出版社。
提起花城出版社，不得不提《花城》，這部與《當代》同時期創刊的文學雜誌在國內文學界擁有崇高的聲望，與《當代》《收穫》《十月》並稱為純文學期刊的“四大名旦”。
花城出版社因為誕生於改革開放最前沿，所以風氣歷來是國內出版社當中最開放的一批。
改革開放初期，花城出版社便推出了《沈從文文集》、《郁達夫文集》，可在當時，沈從文、郁達夫頭上的“資”字還沒有完全摘掉。
這種開放的風氣有利有弊，但不可否認的是，經過多年的發展，花城出版社和《花城》在中國文學界的地位。
籌備兩天，國文社的考察隊伍出發，林為民這個副總編輯帶隊，同去的有社裡的資深編審，也是著名的翻譯家蔣錄、當代文學一編室主任李新、二編室主任高賢駿，還有一個小跟班佟鍾貴。
一行五人來到羊城得到了花城出版社的高規格接待。
林為民等人在這裡待了三天時間，除了跟出版社的領導交流，還有很多的一線編輯花城出版社的編輯部績效考核已經實施了近兩年時間，過程中波折不斷，但從最後的結果來看還是好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不止一籌。
最關鍵的是，編輯部人員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編輯們的工資漲幅卻遠超通貨膨脹和國家規定的標準，大家工作付出的辛苦得到了應有的回報，編輯部工作人員們普遍對於這種方式是接受並認可的。
考察結束，林為民等人準備回程，正巧《花城》的編輯部主任溫能打算去燕京組稿，便和他們同行。
回程的火車上，蔣錄和林為民閒談，他是國文社的資深編審，一直都是編審委員會的成員，而且長期擔任專業職務評審委員會的委員，這幾天在花城出版社考察給他的感觸很深。
“老實說，花城出版社的氛圍我並不喜歡，但我不得不承認，這裡的分配方式是相對公平的。我們社裡現在的問題在於，看似溫情脈脈，但實則還是論資排輩那一套。
年輕人替老同志幹了很多工作，卻託以‘學習’、‘指導’的名義就輕易抹煞了年輕人的功勞，將工作成績佔為己有，這樣的情況是不對的。”
蔣錄跟林為民說話並沒有什麼顧忌，他與程早春關係很好，對於此次考察的初衷也很清楚。
林為民對蔣錄的話並不意外，他這個人工作一絲不苟，原則性非常強。
前兩年有一次職稱評審，有個編輯部主任在推薦本部門同志時說話誇大其詞，其他評委礙於面子說話比較委婉，只有蔣錄一個人站起來將那位主任給怒斥了一頓。
然後又攤開筆記本，力舉那位擬報編審的工作情況，連本職工作量的百分之二十都沒有完成，將那位主任和擬報編審的顏面落得乾乾淨淨。
這樣的人，看不慣社裡的一些不正之風，完全可以理解。
首屆韜奮出版獎評獎的時候，因為林為民的推薦蔣錄遺憾錯失獎項，但他從未怪罪過林為民，相反還很欣賞林為民，原因就在於林為民歷來在社裡辦事公允、從不謀私，與他的脾氣不謀而合。
林為民說道：“這些情況確實需要撥亂反正，尤其是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大家不像幹多幹少都一樣了，對於經濟利益更加看重，不能讓這樣的事再發生。”
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