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你把它們看明白。”
“老師，什麼叫看明白？”
曹禺道：“融會貫通。”
林為民撓了撓頭，這個“融會貫通”恐怕比“倒背如流”還要難吧？
又交流了一會兒，聽林為民說起他搞了一篇推理小說投到米國的雜誌上，曹禺皺起了眉頭。
“寫作還是要專心，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老師，這個我倒是知道，就是想賺點外快。”
曹禺橫了他一眼，“你啊，從第一回見面就看出你這個功利心。”
“您這麼說就冤枉我了，別人什麼條件，我什麼條件啊？小孩沒娘，說來話長……”
被曹禺訓了一句，林為民立馬就要拉開架勢訴說革命家底，憶苦思甜。
他的情況曹禺早就清楚了，揮手打斷他，“好了，不要嬉皮笑臉的。”
林為民立馬噤聲，別看他平時吊兒郎當的，但對於師道尊嚴這種原則性問題還是不敢觸碰的。
“不是不讓你搞這些東西，而是怕你分心。你現在年紀還小，不懂得創作精力的寶貴……”說到這裡，曹禺的眼神中流露出幾分悵然，彷彿在眺望遠去的時光。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範，歲時便寫出《雷雨》這樣的曠世名作。
25歲，作《日出》。
26歲，作《原野》。
30歲，作《燕京人》。
“牛逼”這個詞用在他身上都是貶低他，稱他一句“中國現代話劇史上第一人”，當之無愧。
可就是這樣一位青年時代經典迭出的牛人，卻在39歲以後陷入才思枯竭的迴圈，被評論界認為江郎才盡。
從39歲到去世，47年間他再也沒能寫出一部自己滿意而外界也公認立得住的作品。
哪怕是到臨死前，他也在吶喊：“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