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說什麼都不肯踏出三藩市一步。除了買報紙和買菜之外，從不出門，連金門橋也沒到過。
我們這群朋友把遊說他回來的責任交了給我，這次去三藩市時，我想到用吃魚來引誘他。
“記得我們常去的那家北園嗎？現在想起他們的蒸魚，口水還是流個不停。”我開場。
“當然記得。”倪匡兄說，“我們一去鍾錦還從廚房出來打招呼，現在好的師傅都變成大老闆了。”
“北園真不錯，在河內道的那家小欖公蒸的魚也夠水準。”我說。
“可惜這些地方都不開了，香港再也吃不到好魚。”倪匡兄歡息。
“錯。”我說，“我最近常去流浮山，吃的都不是養魚，還有從前的味道。”
“流浮山那麼遠，一去三個鍾，那時候有個也是作家的朋友帶我們去吃，回來的時候一路黑暗，坐了老半天車，一看燈火光明，大喜望外，還只是到了荃灣。結果那個朋友好心請客，還給我們罵得老半天。”
“現在從跑馬地去，不塞車的話，三十五分鐘抵達。”我說，“高速公路直通西隧，快得很。”
“有些什麼魚？”
“冧蚌。“我回答，“年輕人聽都沒聽過。”
“啊！”倪匡兄回憶，“已經幾十年沒吃過！冧蚌就是臺灣人所叫的黑毛嘛。”
“完全不同，差個天和地。”我說，“還有流浮山三寶之一的方脷，另外有三刀，已經是快絕種的魚。”
“都是我們從前常吃的嘛，當年我們叫青衣魚還覺得勉強，蘇眉簡直是雜魚。”倪匡兄不屑地。
“還有魚呢，吃到一尾釣上來的真正黃腳，味道又香又濃，連冧蚌也比了下去。”我說。
“黃腳一向是好魚，好魚蒸起來有一股蘭花的幽香，尤其是香港老鼠斑。現在都是菲律賓來的，一點味道也沒有，我也最愛吃黃腳和紅斑。”
“紅斑肉硬，我們今晚去也叫了一尾，只吃它的尾巴和頸項那兩塊肉，才夠軟。”我再出招，“絕對和你在三藩市吃的鱸魚不一樣。”
倪匡兄說：“怎能比較呢？鱸魚連海鮮都稱不上，是河裡抓的，骨頭又多，蒸出來只能一個人吃，兩個朋友一面談天一面吃的話，一定給魚骨鯁死。”
“你回來一趟，我們去流浮山吃蒸魚。魚，還是香港人蒸得好。”
倪匡兄同意：“一尾魚蒸十二分鐘的話，也要大師傅一直看著，如果只顧聊天，一過十幾二十秒，就老得不能下喉。”
“流浮山那家人蒸魚蒸了幾十年，一定不會讓客人失望的。”我用說服力極強的口氣強調。
倪匡兄有點心動了，沉默了一會兒。
“香港大家都認識你，不敢把魚蒸壞。”我再逼進一步。
“也說不定。”倪匡兄搖頭，“我來三藩市之前去了一家海鮮餐廳，看到一尾難得的七日鮮，馬上叫夥計蒸來吃，結果上桌一看，不但蒸得過熟，還換了一條死魚給我，我一眼就看出來。”
“你沒叫他們換嗎？”
“我當然把部長叫來，他捧了那條魚到廚房去嘰咕了一陣子，再跑出來向我拼命道歉。用的理由最滑稽不過！”倪匡笑了。
魚齋主人（2）
“用什麼理由？”我追問。
“他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把你當成日本人。”倪匡兄說，“日本人也真倒黴，一直像水魚那樣被人，怪不得他們再也不來香港了。”
“再過幾年，不管香港人日本人，也都吃不到好魚。你還是快點來吃。”
“所以說有得吃就要搏命吃，你看過我那副食相，吃得撐爆肚子為止，這是我在大陸的勞改營時那些人教我的，吃進肚子裡，什麼馬克思主義都拿不走。”
聰明的倪匡兄早已知道我的目的，讓這故事來拒絕我們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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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
倪匡搬的新屋子，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從遠處望去，和六十年代出品的家庭電器烤麵包爐子，一模一樣，古怪透頂。
倪匡從屋子走出來歡迎我，還好，已沒再胖下去，還是老樣子，加上那件綠色的絲綿襖，像一棵會走路的沙田柚。
“怎麼從洛杉磯到三藩市那麼快，只要兩個小時？”倪匡問。
我和好萊塢的工作人員開完會，第二天是他們的假期國殤紀念日，什麼事都做不了，便由酒店飛車到機場三十分鐘，乘一小時飛機，再半個鍾便抵達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