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上還有一個人，那這個人一定是大柱子。大柱子當時聽書，那簡直是走火入魔，飯也不吃，覺也不睡，一天到晚聽得咪咪糊糊，甚至睡夢裡都在學著說書的囈語。這些，現在的小青年也許不理解，可是那個時代確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上個世紀60至80年代的時候，聽大鼓書，雖然不能說是農民的唯一的娛樂方式，但也可以說是一種主要的娛樂方式。能夠請得起戲班子的大隊生產隊畢竟很少。這說大鼓書的比較簡單，一個人，有時是兩個人，報酬也很少，有錢的生產隊唱一場子給個二塊三塊的，沒有錢的，唱一場子給個十斤二十斤糧食，也就行了。更有甚者，有些混窮的說書的，或者是技藝差一點的說書人，什麼也不要，給口飯吃就行，所以哪一個生產隊都能唱得起。有些比較富裕的人家遇到什麼紅白喜事，也有請說書的來捧場的。
收清麥子，打清場，除了秋田管理之外，沒有其它的活兒幹，每個村子都要請說大鼓書的藝人，到村莊上做場子，一部書一說就是十天半個月的，有的甚至要說上一個多月，一本書接著一本書的說。許多人驚訝，那些說大鼓書的人，記性怎麼這麼好，肚子裡怎麼這麼能夠盛貨？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實際上這些說書的，所說的書大都是程式化，公式化和格式化，每一個故事，除了故事的人名地名和主要情節的不同，其他大都是大同小異的，特別是那些唱段，在這個故事裡是這樣，在那個故事裡還是這樣。例如，觀戰篇，行軍篇，誇美女篇，貶低人篇，都是一樣的，因此只有記住個故事的大綱，主要人名和地名，把這些一組合，就能夠唱十天半個月，聽書的人，大都是聽個熱鬧，也沒有誰去認真研究。
那些說大鼓書的藝人，很會抓住人心，一回緊接一回，故事一個套著一個，聽得許多孩子入了迷，就像現在好多的孩子迷戀網咖一樣。大柱子就是這些迷戀聽書的孩子中的一個。一些黃花大閨女，聽書聽得入了迷，跟著外鄉的說大鼓書的藝人跑了的，也大有人在。旮旯村先後就有兩個大姑娘，長的十分的搶眼，跟著蘇北的說大鼓書的藝人跑掉了。這個村的何半仙曾經說過，“我們旮旯村最美的兩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那兩個說書的，三斤半的鴨子，二斤半的嘴，論體力不如大柱子，論智力，不如大黑子，可以說是文不能賣油條，武不能挑水，我們旮旯村那兩個姑娘，骨是二郎山的石頭做的，肉是桃花塢的桃花做的，那可是足斤足兩的美人兒，若是生在東周列國時期，不亞於褒姒，若是生在唐朝，造成安史之亂的恐怕不是楊玉環，這兩個姑娘，可惜呀，實在可惜。憑著她們的長相，找個城裡吃糧票的，完全沒有問題。這兩個小子，光屁股跌在大閨女身上，該屌走時呀。”透過這個小小的事情，可見說大鼓書的，當時在人們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
農村人對大鼓書的迷戀，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隨著電影的普及和電視的出現，以及各類縣鄉文藝團體的活躍，人們的娛樂生活有了更多的選擇，人們的娛樂渠道，開始出現多元化的傾向，這說大鼓書的才逐漸的退出歷史舞臺。
人們對於說書的偏好，在農村持續了好幾百年年，可以說從明清市民文學興起以來，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說唱文藝一直佔領著農村文化市場，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劉蘭芳說《楊家將》時候，還是傾倒了全國人民。那時，每當廣播裡、收音機裡到了播送劉蘭芳說的《楊家將》、《岳飛傳》的時辰，農村的、城裡的大喇叭底下，都聚集了好多人，都伸長脖子，聚精會神的聽。特別是在農村，每當到了這個時候，可以說是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生產隊勞動歇息的時間，往往也都安排在這個時候。到了這個時候，如果隊長還不安排歇息，那活兒也就沒有人幹了，大家都拄著鋤把子，眼直勾勾的朝村頭的大喇叭望著。要是不等劉蘭芳說書說到“且聽下回分解”時候，就叫社員們幹活，那這個隊長就是不識時務的，會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對。毫不誇張的說，劉蘭芳那時候在廣播裡說評書，就像現在的高考指揮棒一靈驗，不亞於現在的人們，對世界盃的迷戀程度。那一階段的收音機非常暢銷，你要問他買收音機幹啥？回答要麼是聽天氣預報，要麼就是聽劉蘭芳說大鼓書。當初，兒女們孝敬父母的方式，不是買腦白金，不是買黃金搭檔，而是買一臺收音機，送給父母聽劉蘭芳說書 ，可見說書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很有魅力的。
大柱子學說書，完全是被生活逼出來了，1963年他的父親雖然做牢回來了，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又被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和地、富、反、右並列成了五類分子。這五類分子在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