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探閒事的興安女人那樣興致勃勃地重溫了一遍譚永秀如何處心積慮地設計一個交通事故來謀殺譚永兵的全過程。
既然那一切都已成為不可更改的歷史，譚興華心中的理性很輕易地就制服了悲傷。若硬要指責他冷酷成性，那顯然言過其實。不過，在如此巨大的變故中，他的確未曾體會到失去親人的那種撕心裂肺的悲痛。這超然局外的冷靜使他無需沉思就能繞過情感的糾結直接認識到事件的終極意義：僅僅是兩位長輩因緣際會提早好些年上了老虎山。
“這何嘗不是自己的歸宿呢？”興華如此想著，一邊在忘性和記性間找尋平衡，試圖忘掉該忘掉的，記住該記住的。他把判決書放回原處，把兩部走了樣的史書重新挪過來掩蓋好真相，使它恢復原狀。他假裝什麼也不知道，回頭繼續玩他的文字遊戲。
閒極無聊了，譚興華就把一千九百九十個他最喜歡的形容詞分別寫在一張張紙條上捻成團放進一個垃圾簍裡，然後每次從中摸出三五個來組成長短不一的句子。匯總一看，那些長斷句雖然莫名其妙卻格外的清新脫俗。出於好玩，僅僅靠這種抓鬮成詩的簡便方法，他竟然在詩壇聲名鵲起，還不到一年就紅遍了全國。不過，為防穿幫後丟臉，他沒有勇氣實名投稿，而是化名王水。以致經年之後，誰也不知道當代著名詩人王水的真實面目，讀者們想不到那些看似雋永的詩詞居然來自於漏洞百出的垃圾簍，更不可能弄明白手抓朦朧詩的創始人那豐沛的創作靈感究竟源自何處。
在冗長的審判過程中，譚永秀一直保持沉穩而不合作的態度，他知道任何言語上的攻防或辯護都不會改變審判的結果，因而始終不發一言，直到庭審行將結束的最後陳述階段，他才提出自己的要求：“我請求在興安村執行判決。”
“為什麼？”審判長感到意外，他邊問話邊在想：尚未判決，何談執行？
“因為，”永秀大聲喊道，生怕不能引起法官們的重視，“如果我死在外地，沒人會來替我收屍，到頭來還要浪費公帑為我善後。” 審判長早就在案卷中知悉了被告人的身世，但見他眉頭深鎖，不置可否。
三個月後的一天下午，譚永秀如願了。興安人聽到數聲槍響後紛紛趕到鐘鼓山腳下時，執刑隊的人員已經撤離。譚永秀雙手反綁在背後，臉朝下俯臥在馬路邊上的苜蓿花叢中，身子下的一大泊鮮血把他白淨的臉龐塗得通紅。
當天傍晚，譚永秀被草草地葬在老虎山上抬打的旁邊，因為李秀說那裡離永兵遠一些，又可以與抬打相伴不至於太孤單。這一次，對於殺人犯入葬祖山的做法，沒有一位族人出面表示異議。他們看慣了兄弟相殘的鬧劇，也接受了李秀的說法：無論族人幹出什麼傷天害理的缺德事也不能改掉他們的姓氏，只當那是繁茂的血脈藤蔓上結出的又一個難看的歪瓜。
有關譚永秀和譚永兵在商場鬥智鬥勇的財經故事，老虎山周邊地區流傳著眾多版本。但結局卻是相同且無法附會的，興安人又一次得出一個可怕的教訓：除了政治，原來財富也是致命的東西。
只可惜，譚永兵生前完全不知道這一點。他那個由眾多專業人士組成的智囊團對永秀的腳踏車廠進行調查摸底、評估市值時，意外發現了譚永秀侵吞大量國有資產的重要線索。他們順藤摸瓜蒐集並儲存了相關證據後擬定了一個愚蠢的方案：拿譚永秀涉嫌經濟犯罪的證據充當談判籌碼，以便把腳踏車廠的收購價壓縮到底價的三分之一。
譚永兵一改原定的裝愚守拙的戰略，欣然接受了這個摒棄親情和法律的殘酷方案。得到暗示的譚永秀在辦公室裡焦慮不安，他曾經自信自己大腦中的神經膠質細胞數比愛因斯坦還多，此時卻像一條被人掐住了七寸的惡蛇，徹底軟了。他氣極敗壞地對身邊那位形影不離的男秘書說：“我還能拿這種人怎麼辦呢？你瞧瞧我和他的名字就知道了。”
併購案的談判如常進行，看不出有半點異常。譚永秀對什麼事都心知肚明，卻從不輕易開口，不斷地打出親情牌來遮擋被動局勢中的無奈。為名譽而不是財富而戰的決心被他深深地隱藏了起來。
譚永兵進城後簡直樂壞了，他就像一塊粗糙的王石坯料在四處橫流的物慾中浸泡，在瓊樓玉宇的鋼筋水泥間砥礪。特別是城裡的女人常年不見天日又不經風霜，大都嬌嫩無比，簡直入口即化。更要命的是她們不像山裡姑娘，她們完全不受氣候的影響，幾乎一年四季日日夜夜都處於發情期。她們無田無土，每天挎個包包去各自的單位打個轉身，回頭就像走山的雌獸在街上瘋逛，看見什麼都想據為己有，實在得不到的也要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