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的女將的後來活動。
當然，崇禎年間的杞縣並不是世外桃源。崇禎八年掃地王所部起義軍八萬人進攻杞縣，由於知縣申佳胤負隅頑抗，沒有破城。
崇楨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縣爆發了白蓮教起義。在知縣蘇京的血腥鎮壓下，起義遭到了失敗。當時杞縣的鄉紳孟紹虞，根據親身見聞寫了一篇《白檜行》。
有人據此把白蓮教起義同紅娘子攻杞縣扯在一起，以致“紅”“白”混淆，在時間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面言之鑿鑿，斷定李巖是崇禎十三年下獄的，另一方面又把崇禎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說成是紅娘子來救李巖。
從以上的考證可以得出結論：關於李巖（或李信）在參加李自成起義軍以前的全部傳說都是違反事實的。
（二）關於李巖參加起義軍後的情況第一，李巖為農民革命大造輿論的問題。按照許多著述的記載，李巖參加李自成起義軍後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開展革命的宣傳活動：
李巖等造為謠言日：“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河南以北遠近傳播，小逞者延頸思亂。
其他一些書籍也有類似記載。這裡的問題是，在李自成起義風起雲湧，席捲大河南北的時候，民間流傳這種革命歌謠，究竟是苦難深重的貧苦農民發自內心的嚮往呢？還是隻有中過舉的李巖才能編出呢？
連當時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貧苦農民編出來的。請看張岱的記載：
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裡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速賦甚急，敲樸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
甲申三月，明漕運巡撫路振飛給總督張國維的信中說：
承問敝鄉（河北曲周縣）事，言之憤悒。敝鄉愚民疾視長上，編歌捏謠，佇望賊來。……
這些材料說明，“編歌捏謠”的並不是天才的宣傳家李巖，而是廣大貧苦農民。
證明李自成和他領導的隊伍代表著人民的希望，廣大群眾是心向著起義軍的。如果把它們說成是李巖的個人創作，無論是否符合群眾的心願，畢竟只是一種宣傳。
對於那些把起義農民視作寇仇的統治階級來說，當然寧願把這些歌謠說成是李巖的“虛聲煽動”。
第二，關於李巖建議實行均田免賦的問題。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五年以後確實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賦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紀略》等材料反映的情況已為人們所熟知
。起義軍在北京和其他地區對明朝官僚進行“追贓助餉”，是為了解決對農民實行免賦以後的財政來源問題，這充分體現李自成起義軍和大順政權是農民革命利益的堅決維護者。
究竟誰是這一政策的倡導者？傳統的說法仍是李巖。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說：“李巖教自成以虛譽來群望，偽為均田免糧之說相煽誘。”…同書《帝紀》卷十七說法略為不同：“自成性極殘，偽黨牛金星教以慈聲惑眾，謂五年不徵，一民不殺，且有貴賤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書雖然沒有提到均田，但在敘述起義軍實行免糧政策時也歸之於李巖的建議。
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頗值得研究。因為凡是反映大順政權實行均田免糧的第一手材料都沒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準，而直接寫明是出白李巖等人建議的作者，又都是同起義軍沒有接觸的人。
其實，追贓助餉同免賦政策是相輔相成的。但是，過去幾乎所有把免糧歸功於李巖建議的書籍，都把追贓助餉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導人，而李巖和宋獻策等人往往被描繪成對追贓助餉政策持保留態度。
這些書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贓助餉就是否定免糧。既然把追贓助餉政策的提出和推行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袖人物，那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把免賦政策的提出也歸功於他們。
實際上，大順政權均田免糧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經濟根源的。
明代後期土地兼併的加劇和地租賦稅的苛重，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採取流動力。式作戰的起義軍前身，正是在土地兼併和繁重賦役驅使下離鄉背井的流民。
要說身受其害並已覺悟起來的起義軍戰士和他們的領袖，不懂得必需奪回被地主階級兼併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對地主階級政府迫呼敲樸的無情壓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