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走上了徹底世俗化的不歸路。
一九三八年鑾披汶元帥上臺執政，於佛曆二四八三年（一九三九年）改國號為泰國。他積極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這是高木繁護突然受到重用的背景。
“曾經將高木繁護掃地出門的駒澤大學校長特地登門，在高木家門前謝罪。這樣的境遇變化，真是頗具嘲諷意味。據說校長是受到了來自‘日暹協會’高層的直接施壓，所以才如此降貴紆尊吧，”J博士停頓了片刻，“高木小姐，您父親肯定沒有和你說起過這事吧，當時高木議員才兩歲。”
直子從未聽父親提起此事。關於祖父，父親除了與家人每年去神社祭祀時會偶爾提起，幾乎很少談到他。不知是什麼原因，也許是幼年時父子相處時間不多的緣故吧。畢竟，除了在珍珠港戰事前的那年春天，高木繁護曾回家長住過一段時日，大部分時間他都隨考察隊輾轉在東南亞地區，每次都是行色匆匆，逗留幾日便又離去。 txt小說上傳分享
隱僧 24（3）
直子記憶深刻的倒是祖父的書信，父親極其珍重地將這些已經發黃了的信函收藏在了一個鎦金漆匣中。祖母過世前，惟一交代兒子好好保留的就是這些信件。匣子裡，還有一尊雕刻精美的小佛像。
“那幾年，高木繁護在學術界的聲譽戲劇性地得到了提升。而箇中原因，是由於他的研究非常偶然地與帝國在東南亞採取的‘同源共榮’政策產生了共鳴。一九四一年那年假期的最後幾天，當時泰國駐日大使向高木繁護頒發了一枚獎章，以褒獎他的學術貢獻。與北傳佛教相對應的南傳佛教，在學術界獲得了幾乎同等重要的地位。高木繁護同時也被聘為‘日暹協會’的特別研究員。頒授儀式就在駒澤大學的禮堂舉行，對高木先生而言，堪稱‘甜蜜的復仇’吧。而此時，日本佛教幾大宗派的學術機構和大學也紛紛開設了高木繁護先生的講座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在早期佛教研究方面的三個重要建樹：第一個是早在一八八三年南條文雄出版的英譯本《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第二個就是高木繁護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南傳佛教正朔勘名》；到一九八〇年代，另一位日本學者‘批判佛教派’的中村元又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印度佛教研究：附書目注》，這個中村元與中村增造和中村佑行可沒有任何連帶關係。此書出版後，日本學界對於梵藏文獻的重視和比較研究，終於成為一個既定的支柱。這真是很囉唆的學術史話，兩位不會覺得厭倦吧？”
J博士似乎很享受這個過程，那感覺就像面對兩個學生在當面授課。
此刻，對面的宋漢城和高木直子聽得很入神。
“說來有趣，戰前一直追隨高木繁護的中村增造脫離了早期的學術軌道。戰後，他在早稻田和駒澤兩所大學的授課工作和學術研究一直不脫離曹洞宗的本門經典。表面看來，原先高木繁護的研究又沉寂了下來。在我擔任中村增造助手的那幾年裡，他幾乎是以一種嚴謹到刻板的態度，要求所有的弟子嚴守門規。我們當時的見解當然還處在一種相當粗陋淺薄的階段，沒有力量反叛，也不能不遵從導師引導的方向。
“讓我現在想起來仍覺有趣的一件事，是在一九八五年。中村佑行那時已從早稻田畢業，他繼承父親的職業，希望進駒澤大學學部擔任助教。雖然我和他年歲相差近二十歲，我們卻極其投緣。中村增造是反對兒子走自己的老路的，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對兒子的學術志向似有存疑。那天，中村佑行來我家，就是為了避免他父親的阻礙，希望從我這裡得到舉薦。
“我當然希望他先去自己父親那裡說明情況，如此暗中行事，老先生會很生氣的啊。於是，我生拉硬拽地將中村佑行拉到了他父親的辦公室。兩個人竟都默不做聲，這場面真是讓我為難，我只得勉為其難地代中村佑行說出了他的想法。
“中村增造聽完後，什麼話也沒說。其實，他早就知道兒子的志向，也很瞭解他的脾性。兩個人之間的冷戰，因為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就這樣開始了。
“最後的妥協結果，讓我很感意外。中村增造教授提出了一個古怪要求：他找出了高木繁護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那本《南傳佛教正朔勘名》，然後交到了兒子手裡。你們猜他都說了些什麼？”
直子和宋漢城示意J博士繼續往下說。
“他要兒子帶著這本書，自己找個不知名的寺廟持戒修行三年。三年後，中村佑行回這裡時，如果能在默默修行中有所覺悟，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就將提前退休，舉薦自己的兒子繼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