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必須層層傳達。才算符合什麼，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談不上“快速反應”。
胡永生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但趙無極卻知道，這些人的“質疑”並不是針對胡永生去的，而是針對趙無極來的。
不過，趙無極也沒表示什麼。該他說的話他才說，不該他說的話他又何必說。是騾子是馬，先溜溜再說。這些人的“質疑”，有可能看不慣趙無極火箭式的上升，有可能看不慣要“挖社會主義牆角”，甚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企業的影響。
趙無極對那32家企業的《建議書》，同樣保持著“質疑”，他覺得，內在的原因不會那麼簡單。
在“中央”二字的壓迫之下，常委（擴大）會議做出了兩個“決定”和成立了兩個“機構”。兩個決定是：《盧江縣委關於貫徹落實中央“縣域經濟發展試點縣”精神努力發展盧江經濟的決定》和《盧江縣委關於加快推進企業改革的決定》。
兩個機構，一是“盧江縣縣域經濟發展領導小組”，二是“盧江縣企業改革領導小組”。
盧江縣縣域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組長：胡永生；副組長：安福林、趙無極（常務）；成員：尤軼農、關儒林、李江林、劉昌平、袁永慶、趙曆法、陳文敏、吳宗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陳立德。
盧江縣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組長：胡永生；副組長：安福林、趙無極（常務）；成員：鄭丹強、許蜀康、張聖元、李江林、李蘋、劉昌平、孟恩遠、袁永慶。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袁永慶（兼）。
兩個決定，爭議不大，但兩個“機構”卻引發了爭論甚至爭吵。
這兩個機構的人員組成名單，之所以引發“爭吵”，在於趙無極最初拿出的名單，並不是這樣子的。在趙無極看來，“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縣委掛帥沒問題，但成員應以縣政府方面的領導為主，再加上縣計委、縣工業局、縣輕工局、二輕局、縣財政局等相關職能局即可；而“企業改革領導小組”，因為涉及到的問題更深一些，趙無極擬就的名單裡包括縣人大、縣政協領導，以及縣計委、縣警察局、縣工業局等相關職能局。
但是，“職能局”領導進入領導小組，當即遭到了否定，理由只有一個：級別不夠。補充意見是，這些職能局可以進入辦公室組成人員名單。另外，在企業改革名單中，人大尤軼龍、政協關儒林兩人，卻表示不願意擔任相關職務。他們的理由是：改革是個新事物，他們並不是很懂。
最後就變成了上面，而且人員幾乎“膨脹”了近一倍的名單。趙無極也只得同意，他知道，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華夏的體制以及辦事習慣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扭轉的。
在兩個機構中，胡永生和安福林兩人，雖然是“組長”和“副組長”，但實際上是不管事的，真正負責的是趙無極。但加進來這麼多人，趙無極在有一個想法後，必須先在“領導小組”內部做通工作，然後才能形成方案。
做人的思想工作，趙無極並不怕。但這樣的體制放在其他地方，誰有趙無極那逆天的能力，以及直通中央的背景？
或許，從這小小的“人員名單”上，也就可以理解了，為什麼華夏改革幾十年，人們真正記得住的卻只有“包產到戶”、“下崗工人”等少數幾個詞彙，前者是農民的首創，後者是一個時代的傷痛。
……
常委（擴大）會議是是“政治會議”和“組織會議”，這個會議後，就是正股級以上黨員幹部參加的“全縣幹部大會”，這個大會，就叫“動員大會”。
根據趙無極的想法，在“動員大會”之前，應該召開一個企業負責人的“意見徵求會”，但遭到了胡永生的否定；在“動員大會”之後，還應該有幾個專門性的工作會議，即按照趙無極最初給胡永生說的那些，譬如調查研究，譬如建言獻策等，在調查研究裡還有“清產核資”專案，那需要用到相當多的財會人員和監察人員，抽調哪些人員，也確實需要研究，並要與主管部門領導通氣。
動員大會的召開，代表東風吹，戰鼓擂，事情就可開幹了！於是，趙無極便以“常務副組長”的身份提議，召開一個“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以便確定抽調各單位人員。但是，除胡永生、安福林表示同意外，鄭丹強、許蜀康、張聖元、劉昌平、孟恩遠等人都表示，“趙書記，些許小事，你以領導小組的名義發個文就是，沒必要再開一個會議了吧？”
趙無極想了想也對，便炮製了一個檔案，抽調包括財政局、工商局、稅務局、工業局、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