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一，也許還會導致未來的文化與宗教衝突。但是，麻省理工大學歷史學家布魯斯？梅茲利什（Bruce Mazlish）認為，更該關注的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經濟政治程序的參與。這些公司經常對稅收、社會政策、勞動關係和會計實務等問題施加巨大的影響。梅茲利什教授說：“透過在世界許多地區資助政治運動、‘招權納賄’和直接行賄，大跨國公司在當今社會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有鑑於此，我們可以毫不隱諱地說，大公司的權力也可能對*程序構成威脅。”②
在當代跨國公司的所有惡行中，也許*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最為嚴重。據蘇珊？霍利（Susan Hawley）博士所言，西方公司每年用於獲取合同和特許權的行賄額高達800億美元。行賄如此平常，但卻難以發現。因為大多數行賄都是以“成功費”、“賄賂基金”、“佣金”或“高出市場價”的形式支付的。更加令人吃驚的是，法國、德國和英國等許多西方國家都認為賄賂是“合法的商業開支，並且可以要求抵稅”。①
不幸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窮人們最終要為這些嚴重的*買單，因為跨國公司支付的賄賂款經常被加在合同的總價中。結果，這些合同成品——通常是水電——的第三世界消費者最終遭受了這種災難。①作為*的結果之一，發展中國家的商業兩極化越來越嚴重，通常有利於富人和有權勢的公司，犧牲了弱小的國內企業。霍利說：“為了只使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獲利的工程，它們扭曲了決策過程。它們還增加了債務；繞過當地的*程式，使公司而不是國家受益；破壞環境；避開法律；推動武器出售。”②
美國西屋電氣公司就是一個佐證。它與菲律賓費迪南？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政府簽訂協議，建立一個核電站。據說它向馬科斯行賄的金額總計高達8000萬美元。這項工程的總成本為23億美元，但是這個核電站從未投入使用過，因為它建在了一個地震帶上。然而，由於這項工程，到2018年前，菲律賓人民仍然每天要支付17萬美元的利息。因此，菲律賓削減了教育和醫療等社會開支。②
在巴基斯坦，據稱貝？布托政府也收受了鉅額賄賂和回扣。發電廠投資過大，並且選址也不當。這些都導致了不必要的浪費和債務的增加。據稱，貝？布托個人從這些建造發電廠的合同中獲益匪淺。此外，日本、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西方政府還警告巴基斯坦，不得就與貝？布托政府交易中的*行為起訴西方的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在1998年底，以巴基斯坦政府放棄對這些跨國公司的起訴為條件，為其提供一個新的一攬子貸款”。③這些國家的政府不允許自己的國內出現此類行為，但是卻保護本國跨國公司從事非法活動的“權利”。
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2）
美國跨國公司——國際電話*（ITT）曾經卷入顛覆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蘭德（Salvador Allende）的事件。這是跨國公司公開干涉東道國內政的另一個例子。1970年，美國國際電話*積極支援一位候選人來對抗阿蘭德。在阿蘭德當選總統之後，美國國際電話*在智利的子公司被收歸國有。然而，當阿蘭德在一次政變中被謀殺後，美國國際電話*在智利的子公司又回到了它的母公司。①
對跨國公司的其他指控包括利用賄賂來逃避環境法。例如，透過在亞洲的賄賂，跨國公司可以完全無視環境法，肆意破壞柬埔寨的森林。②據美國商務部稱，有總價值達370億美元的55個武器出售合同存在賄賂行為。“在美國商務部所接收的行賄控告中，有一半是關於國際國防合同的。”③
1986年，瑞典軍火製造商博福斯（Bofors）公司向當時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及其副手行賄3000萬里拉。這被稱為“印度獨立以來最大的賄賂醜聞”。③
跨國銀行也參與到對第三世界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掠奪之中。私營銀行成為賄賂資金轉移出本國的通道，同時也是榨取第三世界國家資源的另一種途徑。因為銀行保密法嚴禁這些國家採取法律行動來收回這些被掠奪的資金。②據估計每年有400億美元的非法資金流向西方的銀行，現在全世界的私營銀行總共價值17萬億美元。據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雷蒙德？貝克（Raymond Baker）稱，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非法獲利儲藏庫”。⑤花旗銀行排名前350位的客戶全都是外國政府的高官或者他們的親屬。199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每年有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