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質系主任王烈，浙江蕭山人；哲學系主任陳大齊，浙江海鹽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驊，等等。當然還有一代通儒、國學大師、浙江人章太炎門下弟子，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許壽棠、汪東、曾通、馬宗薌、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馬裕藻，等等，大多數為浙江人，整個北大幾乎被浙江同鄉所籠罩，外籍教授則戲稱北大是個“浙江村”。其“村”人數眾多，地盤廣博，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聲威赫赫的浙江集團。這個團體在北大漸漸達到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點石成金的盛況，充分向世人顯示了處於江南浙江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優勢。
當時在北大唯一能與浙江派或稱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適、陳源等人為首的英美派，不過此派一直處於劣勢，一旦雙方衝突起來，英美派只有招架之功，幾無還手之力。山東儘管有“一山一水一聖人”（南按：五嶽之首——泰山，母親河——黃河，萬世師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來，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別是具有科學頭腦與知識的人才比之江南卻要遜色得多。當時山東籍的北大教授和學生未成氣候，基本屬於各派系的末流，能稍顯鋒芒的便是以傅斯年為首的新潮社汪敬熙等幾個青年學生。
得西洋風氣之先，以科學知識武裝起來的朱家驊，對追隨胡適等英美派的山東才俊傅斯年自然沒有什麼感覺，更不會為此感到傾心或驚訝。按他的說法：這年頭，不要說像袁世凱、孫逸仙那樣爭奪總統大位的一代梟雄，只要是個人兒，就牛氣沖天，自我感覺才氣非凡。尤其是北大這種魚龍混雜的地方，比當年的水泊梁山還熱鬧，只要進了這個門檻，哪一個不是氣沖斗牛，指點江山？尤其令朱家驊反感的是，從城內八大胡同路過，遇到了一位湖南口音的*，為爭奪客源，竟也在大喊大叫地叫嚷著“唯楚有材，於斯為盛”等口號，與一個浙江口音的*叫板。在朱家驊看來，當今這世道兒，僅僅自稱或別人稱“才氣非凡”是不夠的，是騾子是馬，只有拉出去溜幾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觀天和自說自話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說夢，更不值一哂。
在這種思維指導下，年輕氣盛、躊躇滿志的朱家驊，攜歐洲“海龜”之名望，對尚是“土鱉”一隻的傅斯年同樣不屑一顧。由此，朱、傅二人失去了北大校園會面的機緣。當傅斯年海外求學，並於1923年6月由英國轉入柏林大學攻讀時，朱家驊已獲博士學位離開德國柏林赴其他國家遊歷，儘管年底又返柏林作短暫停留，但他以“空談誤國”的理念和自律精神，一直不屑與學文科出身的傅斯年以及傅的眾多好友如陳寅恪、毛子水、金嶽霖、徐志摩、姚從吾等人來往。在朱氏看來，這些文科出身的知識分子，不是道貌岸然的色鬼就是坐而論道的神經病，沒有一個正常人，因而朱、傅二人雖近在咫尺，卻如隔天涯，再次失去了相見的機會。
當朱家驊主持中山大學校務後，極富遠見地預感到自己發跡的時代到來了，於是雄心大發，銳意整頓，大肆擴充院系規模，聘請有名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為了充實即將改制的文學院師資，也顧不得以前對文科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偏見和惡感了，極欲物色一位“對新文學有創造力，並對治新史學負有時譽的學者”，“來主持國文系和史學系。”【49】正在朱家驊苦苦尋覓之時，忽聞趙元任等海外歸來的好友，連同蔣夢麟等北大同事都提及傅斯年，並謂此人在歐洲幾年學業大長，尤其是文史之學，無論是內功還是外力，都修煉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絕妙境界。尤其令人驚喜的是，傅氏即將歸國一試身手，原想聘請的北大已經散板兒，傅氏去向不明。得知這一訊息，朱家驊猛地想起當年沈尹默在北大校園對自己說過的話，認為傅氏以深厚的國學功底，海外求學七載，如能刻苦攻讀，修成正果是可能的。在感慨了一番世道無常，確有可造化之人傑後，便向中大校委會委員長戴季陶、校務委員顧孟餘二*作了彙報，擬聘傅到中大主持國文、歷史兩系事務。顧孟餘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回國後任北大教務主任，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對傅有些瞭解，且大有好感，趁機在戴季陶面前幫朱家驊講述了一通傅斯年才高過人之處。戴氏一聽這位原大清王朝首位狀元之後、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現已在海外成了比“海龜”還要厲害的巨無霸式的頭號“大鱷”，於是深表贊同，囑朱儘快與對方聯絡，以免延誤時機，讓其他學術機構捷足先登，使這一難得的“大鱷”落入別人的網中而不得。
朱家驊得令，立即著手與傅斯年聯絡，當得知傅正在駛往國內的輪船上時，越發密切地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