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獨為神州惜大儒（1）
前幾天，嶽南先生來到我的寓所，攜來《陳寅恪與傅斯年》書稿，囑我看後提些意見。我雖是九十八歲的老人，精力不濟，但面對這部撰述陳、傅兩位恩師，並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時代與陳、傅二師一起留學歐洲相交甚篤的圖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辭，決定先讀為快。書稿翻閱一遍，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兩位大師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現。既然作者有此盛意，藉此機會，說一說陳、傅二師對我的栽培和教誨，順便寫下一點讀後感言，算是對兩位恩師的紀念，以及對作者嶽南先生為此付出心血與汗水的答謝吧。
我是1931年冬認識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學，進入史學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寫信給傅先生，請他做我的保證人。他們是五四時期的同學好友，後來又一起在歐洲留學數載。我於一個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時傅先生住在西城內平安里往東不遠再往北的一個衚衕裡，好像是廠橋衚衕吧。
傅先生熱情接待了我，和我談了大學應如何學習，並囑我兩句話：“一定要學好古文，一定要學好外語。”說來慚愧，我一生既沒有學好古文，也沒有學好外語，但越來越覺得學好古文和學好外語的重要，時時想起傅先生這兩句話，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心。他北大畢業後留學歐洲，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辦了“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後他出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會、政治領域的職務千變萬化，名堂甚多，但史語所所長這個職務卻是他一直擔任到底的。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的歷史、語言研究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說是到傅先生與李濟、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為科學的，小屯殷墟的考古發掘是傅先生和史語所同仁建立起來的最早的科學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為中國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培養了眾多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在這方面有貢獻的學者，大多都受過他的培養。因而在這一領域，傅斯年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養出來的，也是著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對北大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除了創辦史語所，對北大的貢獻也功不可沒。抗戰前，傅斯年除了擔任史語所所長，還兼任北大歷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長等職務。我在北大讀書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觸不多，但聽過他講的中國古代史課程。他講西周史，處處有新意，有創見，使人開闊眼界，開闊胸襟。聽他的課，很佩服他廣博的學問和深厚的功力。前幾年，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稱讚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並說此文與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兩篇文章。在我看來，傅先生除了這篇名滿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後留下的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而後乃東遷》、《姜原》，以及《論所謂五等爵》等篇章。這些文章的好，不在於篇篇擲地有聲，而在於它們和《夷夏東西說》一樣，都是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筆與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筆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寫出這般具有史識、史見，震古爍今的光輝篇章。
序一：獨為神州惜大儒（2）
我說傅斯年是我的老師，這老師不是泛泛的老師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恩師。1935年我從北大畢業，他邀我去史語所工作，我沒有去，而是赴日本讀書。抗戰爆發後，我回國在重慶編雜誌，寫社論，在機關裡混。後來失了業，中英庚款董事會撥發一部分專款協助一些人員在國內做研究工作，我請傅先生推薦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協助，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維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要帶我回山東做官。當時我正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任編審，該會的負責人是段錫朋，段與傅斯年先生同為“五四運動”時期學生領袖，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訓練委員會待下去，但也不願去山東做官，我還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無能的。抗戰後期論政之心已倦，極願回書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說我願去史語所念書。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