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熔裁》）
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定勢》）
很顯然，這和《禮記·樂記》或《毛詩序》，實如出一轍。可以這麼說，當劉勰提出“情文”概念時，中國傳統的表現理論已經達到相當自覺的高度了。因為劉勰並不像他的前輩那樣，只對文學的這一特質作直觀的描述，而是把它和本體論的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按照劉勰的本體論觀念，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文”，歸根到底都無不是“道”這個本體的自然顯現，這就等於說“道”有一種表現特質。正是由於這種特質，“道”才派生出瀰漫於宇宙之間的各種文采，而且這種表現本身，也就是“自然之道”。唯其如此，劉勰才說萬物之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然而在劉勰那裡，更重要的還在於“道”透過“聖”這個中介，把自己的表現特質賦予了人。據《原道》、《徵聖》、《宗經》三篇，我們可以知道，“聖文”不但是在《河圖》、《洛書》的啟示下對“道”的認識與觀照，同時也是聖人自己“情性”的表現。《原道》篇稱“雕琢情性”，《徵聖》篇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