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文德之大，首先在於它有一種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又體現在時空兩方面。就時間而言，它與天地並生；就空間而言，它遍於宇宙之內：“仰觀吐曜”，日月星辰交相輝映；“俯察含章”，山嶽河漢交錯縱橫；人類作為萬物之靈，更是文采斐然；即便“傍及萬品”，也“動植皆文”。很顯然，“文”既然具有普遍性，也就絕非一種偶然現象，或者說也就具有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劉勰用“自然”這個概念來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所謂“自然”，與其說是自發、自為，毋寧說是必然。
那麼，“文”的這種客觀必然性是從哪裡來的呢？或者說，“文”的存在根據和終極原因是什麼呢？從“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的說法看，這個根據和原因應該是很大的。因為“體”大“用”才大，“道”高“德”才高，既然文之德大到了“與天地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