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電視有時甚至是讓人們高興的一個理由。我們經常說，生活不是鋪滿鮮花的陽光大道，能在途中偶爾看見一些花朵，會使旅途變得不那麼難以忍受。拉普人無疑就是這樣想的，每天晚上觀看電視的9000萬美國人可能也是這樣想的。但我這裡想要說的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經歷的形式。我們的電視使我們和這個世界保持著交流，但在這個過程中，電視一直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笑臉。我們的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們可以換種說法： 娛樂是電視上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不管是什麼內容，也不管採取什麼視角，電視上的一切都是為了給我們提供娛樂。正因為這樣，所以即使是報道悲劇和殘暴行徑的新聞節目，在節目結束之前，播音員也會對觀眾說“明天同一時間再見”。為什麼要再見？照理說，幾分鐘的屠殺和災難應該會讓我們整整一個月難以入眠，但現在我們卻接受了播音員的邀請，因為我們知道“新聞”是不必當真的，是說著玩的。新聞節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們證明這一點——播音員的佼好容貌和親切態度，他們令人愉快的玩笑，節目開始和結束時播放的美妙音樂，生動活潑的鏡頭和絢麗奪目的各類廣告——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沒有理由為電視上的不幸哭泣。簡單地說，新聞節目是一種娛樂形式，而不是為了教育、反思或淨化靈魂，而且我們還不能過於指責那些把新聞節目作此定位的人。他們播報的新聞不是為了讓人讀，也不是為了讓人聽，他們的新聞是讓人看的，這是電視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們必須遵循。這裡沒有陰謀，沒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觀點：“好電視”同用於陳述的語言或其他口頭交流形式無關，重要的是影象要吸引人。 為了說明上面的觀點，我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這是美國廣播公司1983年11月20日在頗具爭議的電影《從今以後》播放之後進行的一次80分鐘的討論節目。雖然關於這個電視節目的記憶已經快要消失殆盡了，但我還是要舉這個例子，因為在這裡，電視充當了一個非常“嚴肅”而“負責任”的角色。這個節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證明，這是對於電視脫離娛樂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層次的一次重要考驗。首先，這個節目的話題是關於核災難的可能性。其次，這部電影曾遭到幾個頗具影響力的組織的猛烈攻擊，其中包括傑瑞·法威爾神父的“道德多數派”。所以，如何表現出電視作為傳播資訊的媒介所具有的價值和嚴肅意圖，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節目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使用任何背景音樂——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幾乎所有的電視節目都會依賴音樂告訴觀眾什麼時候需要表現什麼樣的感情，這是一種常規的演出手法，電視上沒有了音樂簡直就是個不祥的預兆。第四，在討論過程中沒有電視廣告，這樣的嚴肅程度只有被刺殺總統的葬禮可以相比了。最後一點，參加討論的嘉賓包括亨利·基辛格、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埃利·威塞爾，【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 1928—），美國作家。由於在反對暴力*和種族歧視方面做出的貢獻，1986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譯註】每個人都是某種嚴肅話語的象徵。雖然不久之後基辛格又出現在一檔有關《豪門恩怨》的節目中，他仍然堪稱嚴肅知識分子的典範；而威塞爾則完全是社會良知的活化身。確實，參加這次討論的其他嘉賓——卡爾·薩根、威廉·巴克利和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自己閃光的智慧，他們都不是那種會參加無聊公共事務的人物。 節目主持人泰德·科佩爾首先作開場白。他指出，下面的節目不是辯論，而是討論，所以那些對話語哲學感興趣的觀眾有很好的機會可以瞭解嚴肅的電視“討論”是什麼樣的。這是當時的情況： 在場的六位嘉賓每人有大約5分鐘發言，他們似乎並沒有規定話題，每個人都是自說自話，對其他人的發言不作任何反應。其實，要對別人的話做出反應也確實不易，因為所有的嘉賓都是依次發言，好像是選美比賽中的決賽者，每個人在攝像機前展示若干分鐘。所以，如果威塞爾先生最後一個發言，他想對第一個發言的巴克利先生進行評論，那麼在這兩個先生的發言之間就會有四個評論，大約佔20分鐘，這樣觀眾（不是威塞爾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記是什麼論點激發了這樣的評論。事實上，這些嘉賓——大多數都是電視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評論別人的觀點，他們利用節目開始的最初幾分鐘和後來每個人分內的發言時間來表明自己的觀點或打動別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