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張震親眼目睹了五大三粗的“蜜蜂”、“蜜棗”們如何將協盛裡對面弄堂的傢伙們一一擺平。
那是夏日將近七點的時候，太陽早就下山，但天色還是一片火紅。臨街的西瓜攤上一聲一聲的沙啞叫喊：西瓜要吃殺拉里甜個來。
張震匆匆地就著鹹菜毛豆、糖醋鹹帶魚吃完晚飯，急著下樓去“站崗”。
弄堂口，他看見有人到協盛裡來找麻煩，這些人剛好是與協盛裡始終過不去的對面里弄的傢伙們。不知誰去“通風報訊”，無多時，只見肌肉鼓突、相貌猙獰的“兩蜜”拍馬趕到，他們對著前來尋釁的傢伙喝道：“啥人有魄力跟我單開？”
沒有人有這樣的魄力。
“沒魄力就幫我到角落頭去立好。”“蜜蜂”殺氣騰騰地叫道。
前來協盛裡鬧事的幾個傢伙乖乖地站到了畫有毛澤東像的牆壁下，他們在那裡一站就是半個小時。
協盛裡的後生們感覺簡直爽死了，但張震沒有這樣的感覺，在最初的快感之後，他對這種野蠻的做法沒有多少興趣，或者說根本沒有興趣，他有興趣的是自己家中的那個世界，當尤大寶的埃爾令舞廳已在紅衛兵們的青春衝動中化為灰燼的時候，他有興趣的是照相藝術。
張震的家是在協盛裡某個假三層中。十六平方面積，一分為二，前面十一平方，後面五平方。五平方房子上面有個老虎天窗，常常，這個東風中學的學生會透過老虎天窗眺望60年代的天空，看天空中不同形狀的雲彩和雲團，看鴿子在透明的空氣中美妙地滑翔。常常地，他會用一大塊黑布把老虎天窗整個地遮蔽起來，這個時候，是他心潮最為激盪的時候，因為他平日用海鷗120相機拍攝的照片就在這時一一還原到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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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盪（2）
張震總是要忙乎一陣子的：自制的暗箱，一塊難以忘懷的磨砂玻璃，一個紅燈、一個白燈用來控制曝光的時間，以及在黑暗中發出“嘩嘩”聲響的定影水、顯影水。沒有上光機，就只能因陋就簡地將在定影水中漂洗過的顯影紙放在一塊玻璃上，然後用橡皮滾筒將顯影紙一一壓幹。
一個他所捕獲的世界現在清晰地出現在了面前，這個世界與紅衛兵運動截然無關，與大字報、大批判截然無關，與“蜜蜂”、“蜜棗”們也截然無關。它們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物，是與大時代情緒也許格格不入的張震個人的心理感受。
只有在這時，他才會用一根長長的竹竿將矇住老虎天窗的黑布挑將開來，猛吸一口老虎天窗外的清新空氣而遐想好久。
“革命”繼續地排斥著我們的彭壽康，而彭壽康則繼續地不在乎被“革命”排斥，繼續地在六十年代末的上海各個無線電商店轉悠著。他來到浙江路、福州路相交處的上海少年科技商店，他前往遙遠的復興島邊上松潘路無線電商店，他更經常地在南京東路與河南路相交的大慶無線電商店盤桓，在這些無線電商店中，他穩健地成長為一個六十年代末民間社會的時尚分子。
時光在革命者的咆哮與逍遙者的閒情中緩慢地度過了。六十年代末期的時尚分子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了人生的一個重大時刻：結婚從而完成生命的再次延續。
在一個“哈日”、“哈韓”的青春男女永遠不可想象的物質超級匱乏的時代裡，我們的彭壽康憑著一張結婚證明僥倖可以得到如下東西：
一隻大櫥，一隻五斗櫥，一隻方臺，兩張床架，兩把椅子，兩隻腳桶。
彭壽康還想要一臺收音機，他還想要一點比物質生活更微妙更豐富的精神生活，儘管結婚證明不能給他以絲毫幫助，但這難不倒彭壽康，在1976年，時尚分子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新房中放上了一臺落地音響，僅此一點，彭壽康就讓他身邊的男女驚訝不已。
也是在1976年，彭壽康在無線電製造上的知名度已經在他的圈子中大大地氾濫開來，同事請求他裝一臺電子管收音機。那天，彭壽康調休在家為同事除錯收音機，突然地，他從收音機中聽到了沉重的哀樂聲，隨後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無比悲哀的聲音：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導師和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同志不幸去世。
逍遙主義的彭壽康十分震驚，他永遠不會忘卻這個情景：當他擰大了無線電的音量，在他長陽路街面房子下面的22路電車站頭上，電車不再開動，乘客不再上車，人們全都驚恐地抬頭看著他家的窗戶，聽著那裡傳出的悲愴聲音，一臉的恐懼、不安和傷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