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隨園老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清代詩人。乾隆進士，曾任江寧等地知縣。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子不語》等。因論詩張揚靈性及收納女弟子等事端，為時人非議。章學誠《丙辰札記》抨擊袁枚謂：“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為才子佳人，名色標榜，聲氣蠱惑，士女盡決禮義之防。一時無識男婦，競相趨附，輕於蛺蜨揚花，無復人禽之別。又有一種江湖筆墨，油口禪機，倡為三教同源，造為聲色貨利不害禪定之說。挈帶不男不女一輩，干謁貴顯，陰邪傾僻，無所不為。而原其所始，不過為阿堵物。術幹巧取，與山人奔走都市，同一俗品。”
④李蓴客即李慈銘（1830—1894），字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末官僚文人。光緒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著有《越縵堂日記》等。
⑤趙叔即趙之謙（1829—1884），字叔，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末書畫篆刻家。有《二金蝶堂印譜》、《勇盧閒詰》等存世。李慈銘曾在《越縵堂日記》中貶斥趙之謙，有“亡賴險詐，素不知書”等語。
⑥《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民報》，同盟會機關報，1905年11月在日本東京創刊，初為月刊，後不定期出版；1908年10月被日本當局查禁，後於1910年2月復刊，出兩期後終刊。《新民叢報》，清末改良派刊物，梁啟超主編；1902年在日本橫濱創刊，半月刊，1907年冬停刊。《民報》與《新民叢報》曾就革命與保皇、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等問題展開全面論戰。
⑦《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新青年》，綜合性月刊，陳獨秀主編；1915年9月在上海創刊，初名《青年雜誌》，自第2期改名《新青年》，1922年7月停刊。“《新青年》派”，指《新青年》主要編輯者和撰稿人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五四時期他們與林紓、劉師培等文化保守主義者展開激烈論辯。
⑧“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語出《莊子·齊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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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油”
“揩油”，是說明著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錢”，因為這是一種秘密；但也不是偷竊，因為在原則上，所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說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謂之“舞弊”罷。然而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東西，而且所取又不過一點點，恰如從油水汪洋的處所，揩了一下，於人無損，於揩者卻有益的，並且也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設法向婦女調笑幾句，或乘機摸一下，也謂之“揩油”，這雖然不及對於金錢的名正言順，但無大損於被揩者則一也。
表現得最分明的是電車上的賣票人。純熟之後，他一面留心著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著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付錢而不給票，客人本該索取的，然而很難索取，也很少見有人索取，因為他所揩的是洋商①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這時候，不但賣票人要報你憎惡的眼光，連同車的客人也往往不免顯出以為你不識時務的臉色。
然而彼一時，此一時，如果三等客中有時偶缺一個銅元，你卻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車，這時他就不肯通融，變成洋商的忠僕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閒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這手段將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尚，這行為將認為正當，這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於帝國主義的復仇。開啟天窗說亮話，其實，所謂“高等華人”也者，也何嘗逃得出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飯”朋友那樣，賣票人是還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錢而不給票來了，他就默然認罰，決不說沒有收過錢，將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17日《申報·自由談》，後收入《準風月談》）
①洋商舊時上海租界內有軌電車分別由英商與法商投資建造，公共租界內為英商上海電車公司經營，法租界內由上海法商電車電燈公司經營。1908年開通時，雙方電車不能逾出各自的租界，1913年後實行跨界運營。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看見了講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