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i）所畫的美人——她在《愛神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態，只是富於中國情調罷了。總之，藝術家的創造力和專制魔王的狂妄，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這種種故事中，作史者的態度，較諸他們筆下之題材還要值得考慮。有了以上的逸聞瑣事，這些歷史家提出一點令人特別注意之處：中國的專制皇權具有雙軌性格。皇帝以聖旨號召，固然從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可是生靈塗炭時，他也真要切身地負責。除非百姓安居樂業，為人君的不能安逸——這點早經孟子不斷地強調。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間並非皇室的血統退化，而只是表現出當時組織的脆弱。朝代的統率力量，原來基於文教上的感化，現在全靠宮殿裡的紀律。其行動的範圍愈小，其上層所感受的壓力也愈大。這種道德上的壓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稱受昊天明命，那麼它也要較北方夷狄高出一籌了。
我們把環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時，即可以看出當日的發展實有前後貫通之處。既企圖恢復北土，則南方應有由強人領導的軍政府，可是其下層的支援尚付闕如。西安與洛陽失陷時，南渡的望族早已在叢山之中、濱水之處開發產業，自給自足。他們有相對的安全，於是對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觀望。這南朝也效法晉成例，派遣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縣為太守刺史。可是他們缺乏爪牙下達鄉里，其本身反為地方上有實力之人士支配，於是各州縣所出現的陰謀，較之宮中府中更為邋遢。如此一來，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較之北方也無甚出入。彼此都無力恢復由官僚組織做主的帝國體制，而彼此也沒有因全域性之平衡構成一種封建的地方分權。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後又稱金陵，其名字雖輝煌，實際上則為一種失望和墮落的氣氛籠罩。上層階級的富裕者，覺得無從發展其抱負甚至無從有效地利用其財富，只能帶著勢利眼光，把錢花在自己身上。此時家族的聲望很被重視，有些甚至追溯到華北的幾代之前，於是修族譜成為一時的風尚。男人也塗朱飾粉。文人在駢文上用工夫，更是一時流行，其文句間的對稱和均衡極盡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間的邏輯。於是建康成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國的絲箔城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階段，也是復興再造的機緣。當然，儒教未曾完全斷氣，假使孔孟的影響全不存在，那麼這幾百年的歷史如何會寫得盡以嚴格的道德為標準，極盡其褒貶之能事？那麼寫歷史的人從何處找到原始的資料，又如何構成其下筆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最有實質貢獻的，卻是所謂的胡人夷人。為對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稱之為“非漢民族”或“少數民族”。其詳情待下章論述。此間應當提及的則是，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裡再造帝國的關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不只這一次。中國專制朝代的構成，多少倚靠一種間架性的設計，並且其國家必須容納農民大眾。草原地帶入侵的部落，因為其無牽掛，反能因為他們的簡單淳樸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們習慣於農業的環境及中原文物則需要時日罷了。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沉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歷時幾百年，只是沒有為人注意罷了。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公元3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劉伶以驢車載酒，隨從的一個僕人則荷鋤隨之，他叮囑僕人，“死便埋我”。放蕩不羈並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夫，被司馬昭所殺。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裡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致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適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注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嘆。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裡再三思維，注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沉湎於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總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