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的代表們登陸。我本人不得不違抗禁令，到船上去歡迎這些歐洲來的反帝的和平戰士。
“……我們既然被迫放棄公開會議，就準備舉行秘密會議……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地單獨前往，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裡偷偷地到那裡去的……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討論和平的情況。……
“……現在，當和平代表們蒞臨中國，他們受到上賓的招待。當你們走進會場（中南海懷仁堂，在人民大會堂於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階的會場）時，全中國人民的眼睛都望著你們。……一切可能辦到的方便都給你們準備好了。報告和討論都會由無線電和報紙傳達出去，連最小的村莊都達到……
“親愛的朋友們，今天我們能在這裡聚集一堂，這件事實本身就標誌著人類歷史中的和平事業的重大發展。對於居住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甚或更遠地方的廣大而不同地區的人民群眾，這是有著輝煌的意義的。中國的榜樣，使他們更堅定地掌握了一個基本真理：民族獨立與和平是從同一個鬥爭中產生出來的。”
確實，1952年同1933年的差異真是如同白晝之於黑夜。那時，雖然從歐洲來了一些代表，但關係最為密切的亞洲國家卻沒有人能來。日本的代表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亞的代表則為當時尚為荷屬東印度的當局所阻，如此等等。現在，亞洲極大部分地區——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國家的獨立——的代表都參加了，並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講壇上發出爽朗有力的聲音。
＇中蘇友好＇
中蘇友好是宋慶齡一直致力的事業。在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