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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並使美國對越南事務的干預持續那麼多年。

國會與總統哪一方對美國軍事行動擁有主導權的問題今天仍處於激烈爭論中。這項鬥爭來源於憲法規定的模糊性。憲法規定總統是三軍總司令,但賦予了國會宣戰權。

一九九○年十二月海灣戰爭前,我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可能在海灣動用美國軍隊的問題發了言。此前幾天,國防部長理查德·B·切尼斷言,布什總統作為軍隊總司令有權把美國軍隊大規模投入海灣地區作戰(我們最後向海灣派了五十萬男女軍人)。民主黨參議員保羅·薩班斯問我對理查德·B·切尼的說法有何意見,我說我不是個憲法專家,所以不願回答。參議員保羅·薩班斯認定我會否定理查德·B·切尼的說法,所以堅決要求我做出答覆。

最後我告訴保羅·薩班斯,他問了一個錯誤的問題。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法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總統應該在未獲得代表民意的國會贊同的情況下把我們國家投入戰爭嗎(回擊對我國海岸線的進攻的情況除外)?我說不應該,我相信布什總統也不會這麼做。事實果然如此。在與伊拉克開戰之前,布什總統設法得到了國會的支援(也得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支援)。

布什總統是正確的。林登·B·約翰遜總統和我們這些為林登·B·約翰遜辦事的人都錯了。

第六章 一九六四年的選舉及其後果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林登·B·約翰遜總統推遲就越南問題做出決定是因為他想全力贏得一九六四年的總統的選舉。有些人甚至斷言他出於政治考慮而隱瞞了大規模擴大戰爭的意圖——他想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看上去像個戰爭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愛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B·約翰遜當時有使戰爭升級的計劃,他也從未對我講過。我相信他沒有這樣的計劃,他從未向我或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他因為面臨選舉而希望我們在越南退縮不前。事實上,關於該做什麼事,他的顧問們也未形成一致意見。

在此期間,南越的軍事和政治形勢急劇惡化,使我們更加難以做出抉擇:要麼避免直接的軍事介入,要麼阻止南越的淪陷。對搖搖欲墜的西貢政權應採取什麼措施,我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使我們舉棋不定,使我們的政策混亂不明。我們對這個困難而危險的問題越來越灰心和絕望,這就像一條黑線一樣貫串於我們的爭論當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競選活動中,巴里·戈德華特在越南問題上一直堅持強硬路線。三月初他曾說,在越南的法國軍隊十年前在奠邊府被包圍之時,美國就應該投下一顆低能量原子彈摧毀進攻者賴以隱蔽的樹林。第二天,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美國介入,就一定能“把戰爭推進到北越——我們十年前就應該轟炸北越,而不必用我們的生命去冒險。”不用說,這種好戰言論使許多選民大為吃驚。

與此同時,林登·B·約翰遜總統似乎是穩健和謹慎的模範。八月十二日,他在紐約美國律師協會的演說中提到了越南問題,這是他較早的評論之一,在許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內涵和創見的。演說詞反映了執筆人高超的寫作技巧(執筆人的姓名未做記錄),但其中的信念無疑是總統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我們一直在努力建設充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們在危機和危險中生存了很長時間,我們幾乎一致認定,美國關注對這個秩序的任何威脅……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後已經懂得,我們不能再等待衝突的激流來侵襲我們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侵略和動盪都將埋下破壞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種子。

我們堅持這麼做是由於其他人難以理解的理由。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應該這麼做。

友好的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敵人常常低估或者無視貫串美國曆史始終的強大的道德力量。

當然,安全和福利是我們的政策核心。但是,我們的能量大多來源於道德意志。

強者應該幫助弱者保衛他們的自由……

每個國家都應免受其它國家的壓迫。

人們一直在激烈爭論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我毫不懷疑,道德因素的確影響著他和他的許多顧問(包括我在內)。但道德因素是否影響了當時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響現今的政府,仍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實用主義者和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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