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五月十三日開始了未經宣佈的暫時停火。同一天，我國駐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受命向北越駐蘇大使遞交了一份電文，內容如下：“美國政府考慮了……河內代表多次提出的建議：在北越遭受空襲的情況下，和平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將密切注意（越共和北越）軍隊的軍事行動……是否會大幅度減少。”
河內駐蘇大使拒絕會見福伊·科勒。那天夜間，一位級別較低的美國外交官將電文親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館。第二天早晨，電文被裝在寫有“美國大使館”字樣的一個白信封中退了回來，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一則感到被駁了面子，一則擔心右翼的批評，總統在五月十六日白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了恢復轟炸的想法。我請求推遲一段時間，認為我們應該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計劃，給河內更多時間考慮做何反應。但總統認為，河內如果有興趣，現在就已做出反應了。我們最後議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轟炸恢復了。
此後的三週是總統和他的顧問們越來越沮喪和擔心的一個階段。南越的政治局勢越來越不穩定。軍隊內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謀反對潘輝括（音譯）的文官政府。一次政變剛剛失敗後，由南越青年軍官發動的另一次政變成功了。他們推舉四十二歲的阮文紹將軍為國家元首，以空軍三十五歲的阮高其將軍為總理。代理大使亞歷克斯·約翰遜說阮高其像一顆“無人看守的導彈”。他確實如此，他嗜酒嗜賭如命，還十分好色。他穿著浮華，我常見他身著帶拉鍊的黑色飛行服，腰帶鑲有珍珠的左輪手槍。他還發表極端言論。當有記者問他最崇拜誰時，他說：“我崇拜希特勒……我們越南需要四個或五個希特勒。”威廉·P·邦迪後來把阮文紹和阮高其稱為“庸才，真正的庸才！”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轟炸難以奏效，這使要求擴大地面戰爭的壓力日益加強。六月三日，馬克斯威爾·泰勒致電華盛頓：“我們應該明白，我們並不相信任何規模的轟炸能夠使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停止其在南越的行動。也許只有當……北越相信南越的形勢已經或將要對他們不利時，他們才會改變態度。”
兩天後，他又致電說，南越的一個軍由於領導不力和士兵開小差，已經快要潰散了。幾個月來，馬克斯威爾·泰勒一直反對美軍在南越參加戰爭，但他現在不得不指出：“美國地面部隊也許有必要採取行動了。”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威廉·P·邦迪、喬治·鮑爾、湯米·湯普森和我於六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在迪安·臘斯克的辦公室開會討論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總統突然走了進來。他顯得很孤單。他說，“夫人”走了，他是來找些夥伴的。但他得到的是兜頭一盆冷水。
他讀著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憂慮的心情越來越沉重。迪安·臘斯克還抱有一點希望，但是我說：“我們謀求在南越形成和局，我們能做到嗎？我不知道。共產黨仍然認為他們勝利在望。”
總統側耳傾聽。他看上去有些苦惱和憂鬱。他沉著臉說：“最大的危險是我們有一天會遇到大麻煩。”
他是多麼正確啊！
六月七日，炸彈爆炸了。那天，威廉·威斯特摩蘭致電五角大樓說：東南亞的衝突正在升級。部分北越軍隊已進入南越，更多的軍隊正在途中……迄今為止，越共在這次戰役中尚未動用全部力量……另一方面，南越軍隊很難對付日趨強大的越共力量。士兵開小差的比例極高。戰鬥損失比預計的高出許多……其結果是，南越軍隊開始不願意發動攻勢了。有幾次，他們的意志在炮火的打擊下顯出了動噎…兩軍人數的對比繼續向有利於越共的方向發展……如果得不到增援，南越軍隊肯定頂不住這種壓力……在此後非常關鍵的幾周內，除了增派美軍或第三國軍隊加強我們在南越的行動外，我認為我們已沒有任何其它的選擇……增派軍隊的基本目的……是大大加強我們在地面的進攻力量，迫使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
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他現在需要四萬一千名戰鬥部隊。
以後還需要五萬二千名。這將使美軍總數從八萬二千人增至十七萬五千人。他在電報的最後說：“必須繼續研究制定在必要時動用更多軍隊的計劃。”他的要求意味著美國無限制地擴大了軍事幹預。
我在國防部任職七年收到的數千封電報中，這是最令我煩惱的一封。我們無論如何得做出決定。到底要走哪條路，我們不能再推遲做出抉擇的時間了。在此後的七個星期中，這個問題一直是籠罩在我們頭上的陰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