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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鮑爾對“我們可以在空襲的同時控制風險”的論調特別提出了質疑。他尖銳地寫道：“一旦騎上虎背，下來就難了。”
只剩下第四種選擇了。鑑於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透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喬治·鮑爾指出“我們應該立即著手研究這個問題。”
他在這兩點上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的備忘錄沒有使我們循著政治解決途徑走下去。他認為談判條件應包括：一、北越保證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動；二、一旦河內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貢成立一個有能力掃清暴動殘餘分子的獨立政府；三、在以後需要援助的情況下，西貢政府仍然有權要求美國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證西貢政府的獨立性繼續不受其它簽約國的破壞。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非常贊同這些目標。但我們都認為，在沒有有效手段保證的情況下，主張政治解決就等於在主張無條件撤退。我們根據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潛在影響來考慮這種可能性。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河內支援的巴特寮繼續在寮國向前推進，蘇加諾使印度尼西亞向共產黨陣營靠得更近，馬來西亞面臨著受中國支援的暴動者的巨大壓力，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且在繼續宣揚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宮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及其接班人在繼續針對西方發表好戰宣告。考慮到這些威脅，我們認為無條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喬治·鮑爾同意這個結論。正是這個內在矛盾使他的備忘錄出現了缺陷。他正確地指明瞭我們面臨的問題；他正確地考察了我們考慮採取的行動本身具有的風險；他正確地呼籲我們更加重視談判；他還正確地列出了談判的目標。但是，他建議的措施能否實現這些目標卻不得而知。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與喬治·鮑爾討論了備忘錄。我沒有找到當時討論的筆錄，但我相信我們把觀點表述清楚了。喬治·鮑爾承認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他說他意在拋磚引玉，“提出一些能夠導致其它解決方案的研究思路”我們沒有拓寬研究思路，犯了嚴重錯誤。我認為我們四個人都有錯，都有責任。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層全面展開討論的建議。他得到了我們的尊重——但他本應得到我們更多的尊重。我們當時應該立即和總統討論備忘錄，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透過總統的助手比爾·莫耶斯把備忘錄轉給總統時，總統才注意到它。我們本應把備忘錄還給喬治·鮑爾，讓他儘快呈交給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專家進行評估和分析。我們沒有反省我們的推論，即他尚未找到實現目標的辦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喬治·鮑爾的想法有了改變，趨同於我的立場：向北越施加軍事壓力後再展開談判。
看到迪安·臘斯克和我為越南問題費力勞神，麥喬治·邦迪講了一些令我永遠難以忘懷的話。他說，國務卿在尋求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作為國防部長的我卻在謀求談判。
這些諷刺言論充分反映出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多麼令人煩惱。
十月份，阮慶的權威日漸削弱，把權力還給文官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使南越的形勢進一步惡化。十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表示對南越形勢頗為擔憂。他們提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計劃，包括美國空軍轟炸北越和南越。他們提出這些建議的前提是，美國退出南越或東南亞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選擇。
參謀長們非常著急，堅決要求我把他們的備忘錄儘早呈交總統。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爾·G·“巴斯”·惠勒討論了他們的擔憂。他說他們大多數人認為，如果總統決定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那麼我們就得撤出南越。馬克斯威爾·泰勒的觀點則完全不同。我問他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有何評論，他說，那些建議完全脫離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長期奉行的原則：“越南人在南越是為他們自己而戰。”數週之前，威廉·威斯特摩蘭來電說：“除非不遠的將來在南越能出現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美國在南越內外採取軍事進攻都不會阻止南越一天天衰敗下去。”
由於這些建議嚴重對立，總統於十一月二日讓威廉·P·邦迪牽頭建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重新研究可供選擇的策略。
第二天，林登·B·約翰遜贏得了大選的勝利，在當時來說，他是美國曆史上以壓倒優勢的得票數獲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