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達到令人滿意的比例。
他繼而反問道，我們該做什麼？他說，我們不可能“改變這個國家的特點，建立一個難以生存的領導集團，大量增加南越的軍隊數量或封鎖邊界不使敵人滲透進來。”他認為，其結果是我們不得不採取新指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唯一可能有獲勝機會的選擇……是漸次展開空襲以直接打擊北越的意志”，以便創造“有利形勢與河內談判”。他同意總統的看法，即游擊戰不可能從空中打贏。空襲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北越領導人的意志施加壓力”。馬克斯威爾·泰勒在這封長電中最後警告說，“我們目前正在走下坡路，必須冒險作出改變”，因為“現在不採取積極行動就會在不遠的將來遭到失敗”。
然而我們沒有采取行動。一月初，越共在幾次戰鬥中重創了南越的兩支精銳部隊。據得到的情報，北越的正規軍已開始進入南越，所以南越軍隊的失利使我們更加擔心河內和越共正在準備發動西貢及其軍隊難以抵擋的全面進攻。南越似乎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些事件使我極不情願而又痛心地認識到，改變政策的時刻來臨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宣誓就職前一星期），麥喬治·邦迪和我向林登·B·約翰遜總統呈交了一份簡短但內容極具爆炸性的備忘錄。那天早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