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談判”，顯然是指初步接觸，而不是實質性的談判。總統不願意在河內不做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再次停止轟炸。
這樣，約翰遜政府沒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現在回頭來看，我們沒有讓朗寧進一步探尋范文同的真意是錯誤的。
幾個月後，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國際監督委員會的波蘭代表雅努什·萊萬多夫斯基訪問河內後返回西貢，帶回了“非常具體的和平條件”。他說北越人願做“政治讓步”以結束戰爭，願意“竭盡全力”去實現這個目標。萊萬多夫斯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西貢外交團團長義大利大使喬瓦尼·多蘭迪，喬瓦尼·多蘭迪轉告給了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華盛頓作了彙報。這就是代號為“金盞花”的外交活動。
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萊萬多夫斯基進行了秘密會談。個子瘦長的洛奇經常蜷縮在一輛私人轎車的後座上前往多蘭迪的辦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讓人看見。
九月，總統委託阿瑟·戈德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宣佈美國如能“確認停止對北越的轟炸後能立即得到對方使戰爭降級的適當反應，就停止一切轟炸行動”。
自一九六五年實施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以來，我們一直堅持要求河內在我們停止轟炸的同時減少其地面行動。北越人似乎認為，我們是以繼續轟炸相威脅來迫使他們採取使戰爭降級的行動，他們拒絕在此種壓力下采取行動。為了縮小雙方之間的距離，我們說：“私下給我們一些保證，我們就立即停止轟炸。之後，你們應該減少滲透和在南部的軍事活動。”
這樣做意在給河內留面子，讓他們減少軍事行動，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分兩步走的計劃。
依據這個新計劃，萊萬多夫斯基十一月份聲稱北越已同意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開始在華沙與美方接觸。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美國飛機轟炸了河內周圍的一些新目標，這些目標是原定於十一月十日轟炸的，因天氣不好而推遲了。波蘭人對此十分惱火，但同意按原計劃行事。十二月六日，美國大使約翰·格羅諾斯基會見了波蘭外交部長亞當·拉帕茨基。北越人沒有露面。不過，波蘭人繼續努力想把雙方拉到一起。十二月十三日，約翰·格羅諾斯基和亞當·拉帕茨基再次會面。那天和第二天，美國又轟炸了河內周圍的目標，其規模是十二月初的兩倍。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一些美國高階官員認為河內可能會誤解會談開始前的這輪轟炸。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約翰·格羅諾斯基、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湯米·湯普森和我都曾請求總統推遲轟炸。但是，仍未擺脫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陰影的林登·B·約翰遜總統認為推遲轟炸會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所以拒絕了我們的建議。
對方很快做出了反應。十二月十五日，亞當·拉帕茨基通知約翰·格羅諾斯基，美國的轟炸已使會談成為泡影。俄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位官員隨後告訴約翰·T·麥克諾頓，莫斯科原來認為有談判的良好氣氛，但轟炸行動“毀掉了這種氣氛”。他說河內有一批人對和解有興趣，但他們不可能“在炸彈在河內傾洩的形勢下積極活動。”
十二月轟炸破壞了一次重要的和平努力嗎？密切關注此事的美國官員切特·庫珀認為北越人“最多……只是給了萊萬多夫斯基一個調解人的身分，而不是任何具體承諾”。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後來認為“金盞花”行動是一場騙局。他們兩人的看法也許都對，也許都不對。
幾個星期後，第三次和平努力（代號“向日葵”）又遭慘敗。這次行動還使美英關係緊張了一段時間。這次行動分三個單獨的渠道：與北越駐莫斯科大使館直接聯絡；林登·B·約翰遜總統親筆致函胡志明；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透過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進行斡旋。
這次努力始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當時，蘇聯人通知我國駐莫斯科使館，如果我們要求會見北越代辦的話，初步接觸也許會導致正式會談。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的美國高階官員約翰·格思裡會見了河內代表黎莊。約翰·格思裡報告說，黎莊顯得很緊張，只是靜靜地聽著，什麼話也未說。但他邀請約翰·格思裡再見一次面。這次格思裡勾畫了結束戰爭的藍圖：首先停火，然後撤出軍隊，進行選舉，讓民族解放陣線參與政治，最終統一北越和南越。黎莊還是一言不發。一星期後，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再次約見格思裡，進行了冗長而無禮的指責。
二月六日，哈羅德·威爾遜首相在倫敦迎接了前來正式訪問的阿列克謝·柯西金。因越南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