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成預期的目的時，肯定會有人建議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
簡言之，不斷採取升級行動有使戰爭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險。我認為必須防止這種危險。我對總統講道：許多美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許不會容許美國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個超級大國每週殺死或重傷一千名非戰鬥人員，因一個是非曲直仍在激烈爭論中的問題而試圖使一個落後的小國家屈服，這的確不是一幅好看的畫面。可以想象，這肯定會扭曲美國人民的國民意識和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別是在給北越造成的損失足以使我們“成功”的情況下。
這一切使我決定堅決反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我強調指出，必須把越南問題置於整個亞洲的大環境中來考慮。
我所持的一個觀點與幾年前大不一樣：我認為共產黨在印度尼西亞的失敗和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態發展表明，亞洲的形勢向對我們有利的方面轉化，這樣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籲我們“明確最低目標”，以下述兩項原則為基礎制訂我們的政策：一、我們的責任只是關照南越人民獲得自己決定未來的權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則我們的責任即告終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項存在讓步可能的政治軍事策略：把轟炸限制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以封鎖滲透“渠道”；增派軍隊數量限定為三萬人，此後不再增加；採取更靈活的交涉立場，積極謀求政治解決。
我坦率地闡述了執行這項策略的困難：某些人將堅持認為對北越施加足夠的壓力必能有所收穫，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方未付任何代價的情況下放棄了手中的一個好籌碼。許多人將認為不大量增派軍隊會延長戰爭，會有失敗的危險，會增如前線美軍官兵的傷亡人數。有些人將堅持認為……河內會更加好戰並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將指出，美國改變調子將使“許多人逃離”泰國、寮國甚至南越，將威脅到政府的團結和軍隊計程車氣，並失去人民的支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美國總統的名譽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我認為這個策略所遇到的困難和所謂的風險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經過深思熟慮，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坦率地告訴了林登·B·約翰遜總統：“越南戰爭正在形成自身的發展勢頭，必須中止這種勢頭”；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策略“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
另一方面，我認為我的建議“有諸多優點，是謀求談判和按照令人滿意的條件結束戰爭的良策，有助於維持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改善我們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降低我們與中國和蘇聯對抗的危險，減少我們的損失”。
沃爾特·羅斯托以剋制的筆觸描述了人們對我的備忘錄的反應，說它在政府內部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感”。
我能夠處理好我們面臨的問題而讓總統少一些痛苦，讓戰爭早一點結束嗎？我現在認為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而且應該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很清楚，我的備忘錄直接指出了結論：我們應該透過談判或者直接行動開始從南越撤退。我們當時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條件撤退，而且這些條件絕不會比六年後我們接受的條件差，美國國家安全遭受的損失也不會有那麼大，美國和越南在人員、政治和社會方面付出的代價會小得多。
第十章 疏遠和離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給總統的備忘錄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來就已十分尖銳的對立更加白熱化。它導致了緊張而苛刻的參議院聽證會，使我陷入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立的僵局，同時引發了參謀長們將全體辭職的傳聞。它推進了我與林登·B·約翰遜總統最終分道揚鑣的程序，加速了我從五角大樓的離去。
在那個夏天和秋天突發的一系列事件使總統和政府、國防部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階官員們很難將注意力僅僅集中於越南。我們面對的是如山洪般驟然狂洩的一大堆危機和問題。一場中東戰爭促使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熱線首次起用；蘇聯反彈道導彈計劃使東西方之間的核平衡面臨傾覆的威脅；希臘和土耳其關於塞普勒斯問題爭端的陰影使北約的東部側翼出現危險；在我們國內幾個主要城市的種族騷亂；當然，還有不斷興起的反戰示威，包括一次企圖關閉五角大樓的大規模的行動……新聞界開始報導包括我在內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壓力的一些徵兆。林登·B·約翰遜總統也暗示他不想尋求一九六八年的連任。
在我遞交備忘錄後的兩個星期裡，參謀長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