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的前一天，透過陸軍參謀長向所有參與行動計程車兵、軍官和武裝警察釋出了一份由陸軍副部長戴維·E·麥吉弗特簽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行動準則：為維護國家機關的權威，我們要完成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我們既要堅持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集會和表達意願的權力，又要保護政府部門的財產和日常工作的進行。我們不能容忍觸犯法律，我們也同樣不能容忍阻礙憲法所授權力的合法使用……過強或過弱的反應我們都應該避免，我們的行為必須堅定但又不失尊嚴。我們要致力於這樣一種行動方式：絕對減少可能的流血和傷亡，減少逮捕人數。在可行的範圍內分辨違法者與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護政府僱員（軍職的和文職的）工作和財產的任務。
當我在將近三十年後重讀戴維·E·麥吉弗特這些話時，我仍舊不禁為美國軍人的職業道德和盡責的作風感到自豪，這些軍事指揮員們計劃並實施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遊行隊伍分兩個部分，《華盛頓郵報》做了這樣的報導：一部分聚在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之間的冥思湖邊，這個湖具有獨特的建築風格，因而很受人們的稱道與喜愛。在那裡聚集了五萬多人，他們很有秩序，主要由各院校的學生組成。第二部分集中在五角大樓前。這群人數量較少，據五角大樓報導有兩萬人左右，它的前列約有三千人，由一些鬧事者組成，這些人給反戰運動劃上了深深的傷痕。
遊行隊伍的前列的確有很多鬧事者，他們使用各種手段企圖迫使軍隊使用武力。一些年輕的女人用他們的前胸去衝撞肩背來福槍筆直站立計程車兵，有些甚至解開了她們上衣的紐扣，士兵們沒有動。示威者向士兵們投擲泥團、袖標、傳單、木棍和石塊，士兵們仍站在原地不動。一群示威者想衝破防線，士兵們退守到五角大樓的門前，內院的增援部隊衝出來幫助他們擋住了示威者。幾個示威者想進入大樓，但立刻被驅趕出來。人群開始逐漸散去，還有幾千人逗留到深夜，他們在樓前的地上燃起了火。最後一個示威者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離去。
《華盛頓郵報》在對示威的報導中曾這樣說：“雖然從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著出現暴力衝突的可能，但始終沒聽到一聲槍響，也沒有什麼嚴重的傷害見諸報道。”
我在大樓的頂部和其它幾個有利的角度注視著整個事態的發展。幾年之後一名記者問我當時是否感到害怕。當然，我的確很害怕，一夥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險的，所幸這次事件有驚無險。但我卻不得不想到，如果這些示威者更有紀律一些——像甘地那樣——他們就會達到封閉五角大樓的目的。他們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樓周圍的馬路上，那樣我們將會發現幾乎不可能很快地將他們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樓的開放。
林登·B·約翰遜總統繼續徵詢各方面的意見，以便有助於他在戰爭決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變。他徵求了麥喬治·邦迪的意見，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開會討論。
麥喬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的立唱—在以下陳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認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樣正確。在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反映了後來”哲人“小組成員們的一致意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麥喬治·邦迪在同一份備忘錄中對總統提出勸告：我不打算過多地傾聽那些遠離戰場，只花費一天時間匆匆瀏覽一下相關材料的人的話。”
他又補充說：“特別是那些雖然很傑出，但是隻瞭解部分情況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圍坐在內閣會議室巨大的辦公桌旁的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這裡的全班人馬。那時的“哲人”小組成員曾敦促總統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掌握之中。保羅·霍夫曼、喬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眾所周知他們反對總統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請。鮑勃·洛維特和傑克·麥克洛伊也不在場，他們被邀請了，但未能參加。現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遜、喬治·鮑爾、奧馬爾·佈雷德利、麥喬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爾特·迪安、杜·狄龍、阿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國務院官員鮑勃·墨菲和馬克斯威爾·泰勒。
當總統宣佈會議開始時，他列出了五個問題：一、除了在越南已經做過的，我們還能做什麼？
二、關於北越，我們是否應堅持我們的做法？我們是否應在港口布雷，摧毀堤壩，或者我們應全面限制對北越的轟炸？
三、我們是否應對和談採取被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