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裡面看到一點點希望。壞人得志，好人受苦，這且不說；那些正直、善良、勤勞的主人公，不管怎樣奮鬥，最後終於失敗，悲慘地死去，不是由於酒精中毒，就是遺傳作祟。我去年又讀過一遍《大地》（這次讀的是新出的英譯本），我好幾天不舒服。善良、勇敢、純潔的少女死亡了，害死她的人（就是她的姐夫）反而繼承了她的茅屋和小塊土地，她的丈夫倒被人趕走了。我受不了這個結局，正如三十年前我讀完莫泊桑《漂亮朋友》，那個小人得志的結局使我發嘔一樣。我並不是在批評那些偉大前輩的名著；我也不否認在舊社會里，壞人容易得志，好人往往碰壁；我也瞭解他們帶著多大的憎惡寫出這樣的結局，而且他們正是在鞭撻法國資產階級社會的罪惡。我不過在這裡說明一個讀者的感受和體會。我讀別人的小說有那樣的感受，那麼我自己寫起小說來，總不會每次都寫出自己所不能忍受的結局。固然實際生活裡的覺新自殺了；固然像覺新那樣生活下去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他多活幾年或者甚至活到現在也並非完全不可能。事實上也有覺新那樣的人活到現在的。而且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想過，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沒有覺新的東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還沒有把它完全去掉，雖然我不斷地跟它鬥爭。我在封建地主的家庭裡生活過十九年，怎麼能說沒有一點點覺新的性格呢？我在舊社會中生活了四十幾年，怎麼能說沒有舊知識分子的許多缺點呢？只要有覺悟，有決心，缺點也可以改正；人可以改造，浪子可以回頭。覺新自然也可以不死。
談《秋》（2）
我常常說我用我大哥作模特兒寫了覺新。覺新沒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我好幾次翻讀他的遺書，最近我還讀過一次，我實在找不到他必須死的理由。如果要我勉強找出一個，那就是他沒有勇氣改變自己的生活，這當然是我的看法。他自己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他選擇了自殺的路。他自己說得很明白：
賣田以後……我即另謀出路。無如求速之心太切，以為投機事業雖險，卻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敗，全是因為本錢是借貸來的，要受時間和大利的影響。現在我們自己的錢放在外邊一樣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錢來做，一則利息也輕些，二則不受時間影響。用自己的錢來做，果然得了小利。於是通盤一算，帳上每月只有九十元的入項，平均每月不敷五十元，每年不敷六百元，不到幾年還是完了。所以陸續把存放的款子提回來，作貼現之用，每月可收百數十元。做了幾個月，很順利。於是我就放心大膽地做去了。……哪曉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毀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們的養命根源已經化成了水。好，好！既是這樣，有什麼話說！所以我生日那天，請大家看戲後，就想自殺。但是我實在捨不得家裡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現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別人騙錢來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騙人呢。……我只恨我為什麼不早死兩三個月，或早病兩三個月，也就沒有這場事了。總結一句，我受人累，我累家庭和家人。但是沒有人能相信我，因為我拿不出證據來。證據到哪裡去了呢？有一夜我獨自一算，來看看究竟損失若干。因為大病才好，神經受此重大刺激，忽然把我以前的痰病引發，順手將貼現的票子扯成碎紙，棄於字紙簍內，上床睡覺。到了第二天一想不對，連忙一找，哪曉得已經被人倒了。完了，完了。……
遺書裡所提到的“痰病”，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神經病”。我大哥的確發過神經病，但也並不怎麼厲害，而且也不久，大約有一兩個月的光景。我記得是在一九二○年，那就是《家》的年代。在《春》裡覺民寫信告訴覺慧（一九二二年）：“大哥……最近又好像要得神經病了。有一天晚上已經打過三更……他一個人忽然跑到大廳上他的轎子裡面坐起來，一聲不響地坐了許久，用一根棍子把轎簾上的玻璃都打碎了。媽叫我去勸他。他卻只對我搖搖頭說：‘我不想活了。我要死。我死了大家都會高興的。’後來我費了許多唇舌，才把他說動了。他慢慢地走下轎來，垂頭喪氣地回到房裡去。……以後他就沒有再做這樣的事情。”這是一件真事。我今天還記得三十八年前的情景，覺新僅僅有過兩次這樣的發作。還有一次就是在《秋》裡面，他突然跪倒在他姑母的面前，兩隻手矇住臉，帶哭說：“姑媽，請你作主，我也不想活了。”又說：“都是我錯，我該死……請你們都來殺死我……”這次他被陳姨太和王氏逼得沒有辦法，才一下子發了病。這是小說裡的事情。覺新休息了半天也就好了。我大哥不像覺新，在一九二○年冬天的晚上，電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