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碗的零頭，就是賣不出去。呂崇軍就是這麼一隻有瑕疵的次等瓷碗。
勞動力市場去了，人才市場也去了。在一家物業公司的攤位前，呂崇軍動怒了：
“難道我連保衛都做不了嗎？打槍也行、單挑也行，看看你們公司誰是我的對手。”
負責招聘的經理倒是和顏悅色：“我們沒說你不行，是不適合，你應該去找更適合你的崗位。”
呂崇軍把桌子擂得砰砰響：“那你說，我怎麼不適合做保衛？”
“別激動年輕人，”經理垛齊被震亂的表格，溫和地說，“我們物業公司的保衛不是打槍的問題，也不是擒拿格鬥的問題，而是一個形象的問題。”
說到形象，呂崇軍沉默了，他從那一疊表格中抽回自己的那張，轉身就走。說走其實也沒走，呂崇軍在表格的背面寫上“我要工作”四個大字，左手捏著它貼在胸前、右手高高舉起開啟的《軍人殘疾證》，站在人才中心入口的門邊，以靜站的方式抗議對他的歧視。
按呂崇軍的設想，如果有人表示同情，他將陳述自己的經歷；如果有人出來制止，他將據理力爭。始料不及的是，什麼也沒有發生，既沒有人表示同情也沒有人出來制止，當然，呂崇軍也沒有難堪，因為根本就沒人在意。人才市場就是名利市場，熙熙攘攘為名為利，誰會有閒情逸致去觀察門邊的一個人手裡舉著什麼呢？
呂崇軍的舉動耽擱了一個人的行程，那就是他自己。內厝在同安的腹地，得越過集美大橋轉兩次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