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撞了出去，造成嚴重的後果。這位天地人的最高統治者的性格特點與殷紂、周幽王差不多，全然不顧自己行為帶來的後果。司馬太公在《史記》中這樣描述這兩位繼承祖先王位的不肖子孫的——
“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這就是紂，一個典型的兩面性人物。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後。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後，並去太子宜臼，似褒姒為後，以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此番愛美人不愛江山，導致周王朝遷都至洛邑。周幽王的下場卻是“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女媧作為女性母愛的代表，煉石補天，取西塬之土、舍其經血，以自己的模樣重新創造人類。可惜，司馬太公生活的漢武時代剛剛經歷過竇太后專權，再加上漢在初創時期的呂雉霍亂朝政和秦始皇不立皇后的事實，太史公作為一名後世敬仰的史學家也難免存在對女性的偏見，更何況他本身就是尊儒的一位史學家，他在《太史公全書》中沒有給我們塑造一位和愛可親的女性代表。在更早成書的《春秋》中，因為作者可能就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他就更加不會去塑造一位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了。而與孔子儒家思想基本同時代形成的道家思想卻不同，他們堅持“一生二，二生八卦，八卦生萬物”的“陰陽”共存理論，在倡導君權為大、男性為尊的崇尚武力征服的時代，在不經意間把女性代表創造的更加符合人性化，其實他們僅僅是因為沒有醜化女性，只是真實記錄女性而已。孔子雖然有不恥下問的優點，更有敢取認天下蒼生為師的壯志雄心，但他卻沒有真實記錄時代女性的眼鏡，所以，他的徒子徒孫就會為尊師的這一遺漏填補上限制自己另一半的“三從四德”，作為標榜師從天下的吹噓之功。
但，從道家經要的斑斑點點中我們發現對女性人性最完美的記述我們還不能給中華民族意識根源徹底平反，畢竟在兩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女性是最無辜的受害者。深究其原因，其實不僅僅是孔子的徒子徒孫不肖，老子的徒子徒孫也不是好東西，他們因為在戰國時期和秦王朝沒有列入朝堂，就鑽進了牛角尖，開始人類最早的化學研究——黃老學術，走上了不歸之路，即使在漢初，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深入殿堂，但老子的徒子徒孫們卻認準與時代發展不協調深奧的黃老術研究，最終失去傳播自己萬物歸理的初衷。 。 想看書來
三皇五帝給我們民族的信心
在1996年出版的《中華全史演義》的前言中說蔡東藩先生是探索“小說救國”，其實觀蔡先生十一部史料演義，我覺的這樣評價有些欠妥，蔡先生經歷的是世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事實，作為一個深受儒教思想影響的學者，他首先想到的是以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來探求中華民族崛起東方之路，這也是魯迅先生走的一條路。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找中華民族雄起東方之路，也是自清王朝看到西方各帝國源源不斷輸入中國各種新東西后想要做的一件大事，這件事應該是從乾隆38年2月設立四庫館編撰《四庫全書》開始的。是年，乾隆這位好大喜功的中國歷史上沒落王朝皇帝下詔：
“前經將旨，令各該督撫等訪求遺書，匯等冊府。……乃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此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習，所謂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朕殷殷諮訪之意。且此事並非難辦，尚爾率略若此，其他尚可問乎？
況初次降旨時，唯恐有司辦理不善，藉端擾累，曾令凡民間所藏書，無論刻本寫本，皆官為借抄，仍將原本給還。揆之事理人情，並無阻礙，何觀望不前以至於此？必系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字面，恐涉干礙，預存寧略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旨，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