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實現。而對於渡過叛逆期的青年而言，則需要一種自我身份的認同。無疑，“我是一箇中國人”就是極具可信與可行性的自我認同。
我是一個人中國人，意味著中國之外的都是“外國人”，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有著天然的區分。在21世紀，在一個相當全球化的時代，中國與外國之間還存在中國資本和外國資本，中國主導的世界與外國主導的世界之分。在1856年，這種區分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
為什麼英國人置大煙在毒害中國人的身體與精神健康於不顧，哪怕是不惜發動戰爭也要保證英國人的煙片貿易。一個能夠很容易被理解的解釋就是“英國人是外國人”！
為什麼英國要打敗了滿清政權之後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因為“英國人是外國人！”
為什麼滿清不顧大煙損害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於不顧，為了能夠徵收那鉅額的大煙稅，所以認同大煙貿易的存在。因為滿清是夷狄，滿清不是中國。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現代民族主義用非常簡單直白的理論，拿出了非常容易被理解與接受的理論和結論。
韋澤本人倒是深受歷史唯物主義觀的影響，但是他一個人面對上千的光復會會員，面對數以萬計的光復都督府成員，面對以千萬記的兩廣人民，還是個絕對少數。韋澤想領導光復會，想領導光復都督府，想領導兩廣百姓，靠的不是他提出這些人不能理解的理論，而是要靠他提出能夠讓這些人理解並且認同的理論，要靠韋澤代表了這些人的利益，才能夠得到支援。
“光復都督府要做的就是驅逐韃虜，光復中華！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起來！起來！起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韋澤不遺餘力的宣傳著救亡圖存的現代民族國家理論，在進行這些宣傳的同時，韋澤也做著與之相應的宣傳，“每一個認同祖國的中國人，每一個認同中華民族的中國，都是中國的一份子，都是中國的人民。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同志們我們必須牢記這點！”
“工農聯盟是我們光復會的基礎，所有認同光復會綱領，接受土地國有化政策的人，就要將其納入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裡面來！”
“授田制度必須認真推行，這不是某幾個人或者某一批人掌握了土地的制度，而是讓未來所有中國人都能夠從中受益的基礎！”
韋澤已經明白了政治與政黨的核心，政治是確定社會各個階級與社會各個階層在社會中主導地位的不同，那麼政黨的目的更加直白，政黨就要是成為主導社會領導權的政治團體。
對於韋澤來說，他需要艱難的去增加認同光復會的政治理念，支援光復會行動的同志。擴大光復會這個政黨規模的行動是非常艱難的。但是與之相對的，當光復會是由覺醒了階級覺悟的人所組成的時候，當光復會這個政黨深深的紮根於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時候，就再也沒有任何組織能夠從外部消滅光復會。
在韋澤看來，這個會議或許該在一年前就召開，可那時候他還頂著太平天國齊王的頭銜，天京事變固然在韋澤的追隨者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亂，抹去了天王洪秀全頭上的神聖投影，讓眾人本能的圍繞在韋澤周圍。然而思想上的重建卻遠沒有完成，甚至都沒有開始。
韋澤曾經某種程度的認同“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的唯心主義態度，可現實深刻的教育了韋澤。物質永遠都是第一性的，面對著混亂，源自生命**的對死亡的恐慌，對不安的排斥，可以讓部下們本能的凝聚在能夠讓他們安心的小環境中。但是，源自**的思想，可遠沒有**的反應來的直接，來的快捷。也就是說，面對未知的變化，物質全面的凌駕在了精神之上。
滿清對於韋澤的關注程度不亞於對太平天國的關注。太平天國被滿清成為“粵匪”，因為太平天國最初的幾個主要領導者都是廣東人，現在這股脫離自太平天國的光復軍恰恰返回了廣東，這倒是大有打回老家去的意思。南下的光復都督府並沒有像滿清所想的那樣在廣東站不住腳，而是迅速平定了在廣東地區的反抗，甚至把手伸到了廣西。此時的廣西主要的軍事力量已經調去長江流域，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回到廣東去攻擊光復軍。
咸豐皇帝對此憂心忡忡，而此時他所在乎的三位剿匪大臣的態度卻空前的一致。三人都認為在光復軍和太平天國之間，更加棘手的是太平天國的力量。只要消滅了太平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