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國內問題的手段，但是整個國家絕非是為了戰爭而存在的。”
這套戰略理論對於19世紀的人未免太先進了，對於工業化認知水平比較低的中國高階官員更是理解不能。落後產能淘汰，新技術優先用於戰爭，以促進產業發展，這些理論構架都是在二戰才有了比較系統的討論。對於現在剛開始工業化的中國來說太先進太超前，連韋昌榮都沒辦法完全理解。在一個幾乎能稱為絕對匱乏的時代去討論產能過剩，能真正理解的絕非是天才，而是怪人才行。
在火車上的幾天，王明山與龐聰聰都受益匪淺，知識的增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戰略視野的寬廣與提升才是最關鍵的。一個人從整個國家的角度看問題，原本的大問題往往變成了不是問題，原本的小問題又會成了極大問題。
黑社會問題僅僅從當地角度看得話，其實不過是地方上的一個麻煩的糾紛而已。可從國家高度來看，就是個搶奪市場的大問題。國家主導權在地方上遭到了侵蝕，地方政府或許可以接受，國家是絕不可能接受的。
韋昌榮在廣東也待過好幾年，他的到來更讓整個廣東黨政部門都是一震。他接掌了政法委書記之職後在省委委員會議上就做了“決不允許任何有組織犯罪份子對抗國家經濟秩序”的發言。
人事調動並非只有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