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讓技術人員專業，就需要互相結合，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對此，韋澤的評價是“投入很大，費力很多，卻很難被當成是政績”。
在韋澤說出“不專業”“不明白”的時候，山西省委的這幫人只是覺得韋澤都督不糊塗。等到韋澤明確指出“很難被當成是政績”的觀點，所有的官員終於明白都督對官場和政府的瞭解程度遠遠比他們想的要深刻的多。
就如韋澤都督在論述過程中所講，再專業，再明白，也頂不住一場水旱災害。風調雨順的年景，糧食產量也不可能無限制的增加。山西自然條件的確不如那些農業大省，東北的大平原，黃淮的大平原，北美的大平原，南方的三角洲地區就是能夠用上最好的技術，用上最好的機械，生產效率與山西一比真的能稱為喪心病狂。
山西在推行農業帶頭人政策的時候要面臨無數的錯誤和必然的失敗，即便是花上幾年時間初步完成這種推廣，也不可能讓山西在農業方面有本質性的突破。單純從官場的角度來說，這種投入產出比太低，很難把這個當成政績來作為下一步晉身的基礎。
心中那個不能給人看的小角落突然被這麼率直的點出來，農業廳廳長几乎有當眾自殺的衝動，其他人的情緒也很不穩定。都督卻沒有因此指責山西這幫人是王八蛋，更沒有用免職來威脅大家。韋澤語氣坦然的對一眾心裡面非常不安的幹部說道：“有這等想法很正常，這說明了什麼？我在山西走了一圈，覺得山西的同志們都希望山西變得更好。那種能幹到的我就是不幹，就是要把山西搞糟的人，我一個也沒見過。現在這個問題大概能用了心有餘而力不足來形容。沒做過，不知道怎麼做，一看投入這麼大，中間的過程又如此曲折，心裡想打退堂鼓很正常。力量這種東西都是鍛煉出來的，誰天生都沒有。”
孫明理受到的震動很大，他之所以找朱長山來聊這個，是因為他心裡彷彿窩著一團火，不吐不快。可這種問題恰恰不能和韋秀山等人講，孫明理很清楚韋秀山的想法。這段時間的大內鬥完全圍繞著對山西主導權的爭奪。和韋秀山談這個有些打臉的嫌疑。
“都督說的沒錯，現在回想一下，很多時候是真的不想幹。既然幹了也沒多大成績，還要承擔那麼大風險，承擔那麼多責任。吃飽了撐的才要堅持幹下去。”孫明理說的都是心裡話，他從來沒想過要把山西搞糟，要把工作辦砸。可是為了不出現錯誤，孫明理也只能拒絕參與那些容易產生錯誤的工作，這個過程中的孫明理也經歷從不甘心到心安理得的轉變。
畢竟是搞政法委工作的，朱長山的邏輯思維就比較縝密些。他不太贊同孫明理的說法，“都督現在想說的大概是要對犯錯的標準做定義。到底是按照科學規律嘗試時候出的錯，還是自己本來的想法就有問題，於是在上面故意弄出問題來。這個是個標準問題。我舉個例子，殺人案件定性的時候有故意殺人罪和過失殺人罪兩種。過失殺人罪一般不會被處以死刑，故意殺人罪的話，除非被殺一方也有重大責任，否則基本就是死刑。咱們山西麼……呵呵……”
朱長山本人就是司馬平一系的關鍵人物，面對孫明理這個另外一系的頂樑柱，這聲“呵呵”可謂意味深長。
“能不能別再瞎扯皮，就是把事情幹好？”孫明理問朱長山。
朱長山又吸了兩口煙，有些為難的說道：“你我現在能幹好的大概只有我們能管的工作。就如這次拆分公檢法大院的任務，咱們兄弟兩個合作，那就沒啥問題。不歸咱們管的事情，說了也沒用。”
孫明理很能理解朱長山的態度，政法委書記與國土局局長兩個職務都不低，他們兩個如果不想介入派系鬥爭，就是能不介入派系鬥爭。可其他的部門可就沒有這等好事，因為直屬省長或者省委書記管，他們想置身事外是千難萬難。
這個問題繼續說下去就很麻煩，孫明理把話題轉回了韋澤都督提出的“農村帶頭人”方面。“老朱，你覺得這件事能推行下去麼？”
朱長山盯著孫明理看了片刻，他其實有些懷疑孫明理是不是也想從這裡頭撈什麼政治好處。不過從表情上看卻看不出什麼來，這畢竟不是審犯人，可以採用很多技術性手段。最後朱長山選擇了很常規的回答，“推行下去肯定沒問題，都督說的清楚，到底把這個當成政績來幹，還是當成工作來幹，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可就大了。若是乾的目的是求政績，非得把五年十年的工作用三年幹完，不出事才怪。都督看問題又看得這麼透，想獻寶一樣把成績獻上去，我不覺得能糊弄都督。”
“我也這麼覺得。”孫明理邊點頭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