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閭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嗎？不就是將他流放漢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擊嗎？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內政外交的大事，手閒得發癢嗎？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裡感到空空蕩蕩的嗎？唉，這就是詩人的弱點了，像一個玻璃杯，裝著他極其充沛，極其豐足，也極其來得快的感情，可是，沸點極低而易激動，韌性極低而易沮喪；耐力極低而易洩氣，稍一不慎，就會爆裂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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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屈原到王國維（2）
近人有一幅《屈子行吟圖》，我覺得那位畫家，根本沒領會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描寫：“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只畫前一句，昂首迎風，神色傲倔，衣衫飛揚，落拓不羈。未畫後兩句，其實詩人極其失落，極其鬱悶，一個想不開的要自殺的人，是瀟灑不起來，飄逸不起來的。
此時此刻的詩人，披頭散髮，衣冠不整，在湖邊江畔，在水鄉澤國，無所傍依，到處流浪。一位漁夫將他認了出來。“啊呀，您不是三閭大夫嗎？怎麼狼狽成這個樣子？”
“我被流放了！”
流放二字，對後來的中國文人而言，簡直就是家常便飯，小菜一碟。可能戰國時期的楚國，初次這樣收拾文人，讓屈原趕上了，他有點受不了。
漁夫當然要問：“這是為什麼呢？先生！”
屈原說他被流的原因：“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漁夫勸說他：“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焉？”
據科學家研究，自殺的人是存在著某種厭世基因的，受刺激，很窩火，想不開，很憋扭，那基因就趨使著必走這條絕路不可。屈原的性格本來就偏執，認死理，於是與這位好心的漁夫辯白。“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夫的意思，你為什麼就不能換一種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個楚懷王，那個頃襄王，已經把你拋棄了，幹嗎還要自作多情，魂牽夢縈呢？同樣的道理，王國維這樣的有學問的文人，難道想不到這種最起碼的常識？那個已經跑到天津租界裡當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幾，值得你去效那份無濟於事，屁也不頂的忠貞嗎？
屈原投江以後的一百多年，漢代的太史公司馬遷，埋頭為這位自沉汩羅的詩人寫傳時，膺服他的志，“其志潔，故而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但並不贊成他的這種自已設計的結局。
他之所以要這樣高度評價屈原，這裡面有太史公自慚形穢的內心隱痛，他活得苟且，活得委瑣。然而，對於屈原這樣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沒有必要死，難道除死之外就再無生路了麼？他雖然未置一詞，但透過漁夫的嘴，說明他不會贊同這種樣子的斷然措置。因為，他本人曾經像屈原一樣，忠忱愛國過，憂患元元過，赤心耿耿過，讜言錚錚過，不但沒得到好的結果，更沒得到好的下場。
但他卻沒有下決心像屈原那樣輕易地就給自己畫句號。
要知道，天有多大，這世界就有多大；這世界有多大，我們的生存空間也應該有多大。這也是從屈原到王國維的兩千三百年間，有人想不開，死了死了，想幹什麼也不行了。有人想開了，遂有可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這就是堅決活下去的司馬遷，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時，又並不以為然的描寫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正是太史公的這支筆，記敘下來屈原的死，從此，每年的這一天，成為全民的一個節日。他們用划龍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來紀念這位詩人。在中國，一個文人的忌日，能成為舉國上下的嘉年華。相反，中國差不多有三百多個帝王，他們活著的時候，唯闢作威，唯闢作福，什麼事情辦不成呀，然而他們卻沒有辦法能夠在死後享受如此永遠的殊榮，實在是使知識分子揚眉吐氣，深感榮幸。
死了能被人記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懷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後，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現在活著的人的視野裡。說實在的，這麼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國維，在中國文學史上，大多數中國文人寧可學司馬遷，也不學屈原。因為，在端午節的這一天，那些划龍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