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普希金會為一位法國爵爺罵了一句綠毛烏龜，而妒火中燒，以致大動干戈，最後送命；萊蒙托夫會為同窗羞辱他為鄉巴老，怒髮衝冠，而與那些貴遊子弟決一死戰，傷重不治。這種為忍不下去的一口氣，不惜拿命去拼個高低的做法，絕不為中國文人所取。
活著，便是一切。中國文人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者，也不在少數。但更多的卻能在萬般劫難，次之，萬般磨難，再次之，萬般困難，再再次之，萬般刁難之下，苟存下來。其信條，說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無論怎樣嚴酷惡劣的外部空間，也要盡一切可能，求生圖存，活著並且要記住，這才是人生最高訴求。
所以，不是聰明人唯圖苟活，而是聰明人懂得算賬。也許只有王國維，只是為了“義無再辱”的那個“辱”，投湖自盡。用結束生命的辦法擺脫了辱，同時也把他的珠璣文字，錦繡詞藻，三墳五典，殷墟甲骨，隨之沉於湖底的爛泥之中。這個賬，怎麼算，誰來算，都是划不來的。
因此，中國文人之怎麼折騰也不死，實在是了不起的一種精神。
後來，文革期間，即使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神州陸沉之際，休看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咫尺之遙，從未聽說過有哪位教授，講師，學者，權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國維的赴水之路。可從《牛棚歷險記》，到《九死一生錄》煌煌鉅著中，那十年間，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宗旨下，在絕不提倡“溫良恭儉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