攪渾，誘使不知底裡的善良人誤認為有講理的餘地，來與他們據理力爭。以為他們不明真象，其實他們早就明白；以為他們一時誤會，其實他們從來沒有誤會過。你給他們講道理，而他們想鄙棄的就是一切道理。當你知道了這個秘密，剛想回過頭去，他們又熱呼呼的遞過來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覺得最終要鄙棄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彥斌的《中國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繪圖騙術奇談》裡收集的許多事例，結論是：“對這類人不理無事，一沾邊就無論如何難免要上套圈的。”此話大概能感應許多讀者。反觀我們身邊，有的人，相處多少年都平安無事，而有的人，親親熱熱自稱門生貼上來，沒過多久便滋生出沒完沒了的惱心事，那很可能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流氓型小人乍一聽似乎多數是年輕人，其實未必。他們的所做作為是時間積累的惡果，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點年歲的。謝國楨曾經記述到明末江蘇太倉沙溪一個叫顧慎卿的人，做過家奴，販過私鹽，也在衙門裡混過事，人生歷練極為豐富，到老在鄉間組織一批無賴子不斷騷撓百姓，史書對他的評價是三個字：“老而黠”，簡潔地概括了一個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間那些有流氓氣息的年輕人，大體不在我們論述的範疇。
文痞型小人。
當上述各種小人獲得了一種文化載體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國歷史上舉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難的。宋真宗釣了半天魚釣不上來正在皺眉，一個叫丁謂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詩來：“魚畏龍顏上釣遲”。
詩句很聰明，宋真宗立即高興了。在宮廷裡做文化侍從，至少要有這樣的本事。
至於這樣的文化侍從是不是文痞，還要看他做多少壞事。
文痞其實也就是文化流氓。與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們還要注意修飾文化形象，時不時願意寫幾筆書法，打幾本傳奇，冒充一下學術輩分，拂拭一塊文化招牌，偽稱自己是哪位名人的師長，宣揚自己曾和某位大師有過結交。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一點文化品格的基本經緯，因而總要花費不少力氣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們是民族氣節和文化品格的最後代表，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今日義士。
他們有時還會包攪詞訟，把事情搞顛倒了還能蒙得一個主持正義的美名。
作為文人，他們特別知道與論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費在謠言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潔奉公的人，並把他推上皇帝寶座的是這幫人；在現代，給弱女子阮玲玉潑上很多贓水而使她無以言辯，只得寫下“人言可畏”的遺言自盡的也是這幫人。這幫人無德、無行、無恥，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打扮成道德捍衛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別人說的特點倒栽在別人身上。他們手上有一支筆，但幾乎沒有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像模象樣地做過什麼，除了阿諛就是誹謗。記得一位閱世極深的當代藝術大師臨終前曾經頗有感觸地說：“一個文化人，如果一輩子沒有做成任何一件實實在在的文化事業而居然還在文化界騙得一點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機過日子，繼續忙忙顛顛地做文痞。”文痞型小人腳跨流氓意識和文化手段之間，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裡特別具有偽裝，也特別具有破壞性，因為他們把其它型別小人的區域性性惡濁，經過裝潢變成了一種廣範的社會汙染。試想，一群街邊流氓看到服飾齊整一點的行人就丟石子、潑髒水、瞎起鬨，這種很容易看出來的惡行如果由幾個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雜誌上換成文縐縐的腔調來幹，有多少人能看出來呢？
說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藝批評和藝術討論了。
四
上文曾經說過，封建專制制度的特殊需要為小人的產生和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這種現象久而久之也就給全社會帶來一種心理後果：對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糾纏。於是小人如入無人之境，滋生他們的那塊土壤總是那樣肥沃豐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並沒有什麼權力背景、組合能力和敢死精神，為什麼正常的社會群體對他們也失去了防禦能力呢？如果我們不把責任全部推給封建王朝，在我們身邊是否也能找到一點原因呢？
好象能找到一些。
第一，觀念上的缺陷。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社會上特別痛恨的都不是各種型別的小人。我們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們痛恨敢於無視親友鄰里的規勸死死追求物件的情種，我們痛恨不顧一切的激進派或巍然不動的保守派，我們痛恨跋扈、妖